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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古典經學家散文藝術

      經學,是指詮釋和闡明義理的我國古典文化里的儒家經典的學問,也指古典主流學術研究。西漢時期,經學開始發展起來,主要的途徑有兩條:一條是“置《五經》博士”,專門從事經學研究;另一條是把經學放置在其他學問之上,“罷黜百家,表彰《六經》”,同時,還“興太學”設立了經學研究機構。這些舉措,是漢武帝在政治上要求高度專制和為了建立與其相適應的意識形態有關。
      經學這門學問,固然是古代社會不斷強化國家意識形態的需要,也是樹立主流文化和建設日常倫理道德的需要。不過,在經學的長期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我國特色的以研究詮釋和光揚經學思想的散文體系——這就是經學家的散文。
      經學家的散文的概念的提出,應該屬于古典散文史學者陳柱先生,他在《中國散文史》里專門論述“經學家之散文”。他認為,“漢自武帝崇尚儒術,通經之士日眾,漢之能文者幾無不通經”,而最杰出的代表是董仲舒和劉向。確實如此,董仲舒的散文精華不在他的《春秋繁露》而是《漢書》收錄的《賢良策對》這“三策”,圍繞著“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和“立學校”、“舉茂才、孝廉”等問題,語言端莊委婉而又詞意堅決,酣暢淋漓卻又不失節度,從“天人合一”和講求“陰陽”、“災異”等角度論述了自己的觀點,文氣上下貫通,簡明扼要,實在是非常優美的散文之作。他在《賢良策對一》種論述道:

    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

      董仲舒一氣呵成,旗幟鮮明,推理和論證都具有不可辯駁的邏輯力量,充滿了思想的陽剛之氣和浩然之氣,讀來淋漓盡致,暢人胸臆。他的“三策”開經學家散文之端,啟后世散文別成一體,其功不可沒。
    而劉向呢?其《諫起昌陵疏》則從歷史和現實幾個方面論述不宜“厚葬”的道理,文章詞美而情感濃厚,讀過令人贊嘆不已。其中的這節論述:

    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洛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為德不及周,而賢于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短長,以德為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

      劉向在這節論述里說明了德在治理國家的重要作用,講求德治這是長治久安的根本策略。他的散文以歷史事實為論據來說明要闡述的理由,文章排山倒海,很有氣勢。
      經學家散文,除過以上兩位,還有賈誼,賈誼的散文代表作有《過秦論》《論積貯疏》《陳政事疏》等作品,魯迅曾經稱之為“西漢鴻文”,可惜,賈誼很早過世,不然,其散文藝術成就當會更高。有人說,漢代散文“賈茂董醇”,這是什么意思呢?除去董仲舒不說,而就賈誼而言,其散文“根本盛大,枝葉扶疏”,才華縱橫,氣韻盈滿,猶如江河奔涌,呼嘯而來。還有一位,因為在史傳散文方面獨領風騷,很少把他歸入經學散文家,然而,這也這擋不住他的經學散文的光芒,這就是偉大的司馬遷。據說他曾經跟隨董仲舒學習,而董仲舒特別精研《春秋公羊傳》,長期濡染,其思想與文風不能不受以主要闡發《春秋》“微言大義”的這部經籍的影響,司馬遷的《報任安書》就閃耀著《春秋公羊傳》善于把議論與情感水乳交融一般結合起來,在這篇文章里邊,他把身世際遇以及憂心天下的悲苦傷恨交織一起,潮汐涌浪,橫空而來,給人強大的藝術感染力。
      西漢時期,國力強大,文化也一片興盛氣象,散文也得到了相當程度的發展,主要表現在史傳散文與經學家散文成就異常顯著。其后者,還有恒寬整理的《鹽鐵論》和班固整理的《白虎通義》等典籍。《鹽鐵論》雖然記載的是桑弘羊與民間的“賢良”與“文學”關于鹽鐵是繼續由國家統一經營還是交付民間經營的問題,也就是實行國家主義經濟還是實行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交鋒,而實際上,這是一場張揚儒學觀念的激烈辯論,這些“賢良”與“文學”秉持經學思想,針對當時社會存在的政治經濟矛盾和民生問題,提出了一整套的治理方案,其中有迂腐不切現實的社會構想,但是,卻描繪出以儒學思想為指導的關注老百姓為重的生活愿景,比如,當大夫借用管仲與陶朱公在經商方面的成功來貶低儒生百無一用時,“文學”先引用顏回、孔子苦寒和不容于世為例,說明貧窮不是衡量人的標準,繼而懟道:“公卿積億萬,大夫積千金,士積百金,利己并財以聚。百姓寒苦,流離于路,儒獨何以完其衣冠也?”這些對答非常精彩,也可以視為經學家微型散文。而《白虎通義》,繼承了董仲舒《春秋繁露》“天人合一”、“天人感應“”的學說,并加以發揮,把自然秩序和封建社會秩序緊密結合起來,提出了完整的儒學世界觀,很好地表述了儒家學說特別是儒家學說面臨新的社會實踐和理論發展情況下如何選擇前進路徑的理論探索,文筆優美,論述有力,達到了經學家散文的一個巔峰。
      經學家散文的發展不是一帆風順,也有頓挫,也有徘徊,這與當時的時代和社會境況有關,有起有伏,然而不絕如縷,進而輝煌光大。佛學自從東漢末年傳入東土以來,逐漸興盛起來,不但逐漸與道家學說靠近也逐漸與儒家學說交匯,成為顯學,也為我國的魏晉時期和南北朝以及隋唐的哲學思想注入了新鮮的血液,激發了我國古典文化的自我更新。盡管如此,由于儒家學說固有的以“仁”為精神內核的強大生命力,經學始終仍然是主流的占主導地位的學術與思想。唐代的韓愈,應該是我國七世紀經學散文的又一個巔峰作家。他與同時代的柳宗元名列“唐宋八大家”。
      韓愈開一代文風,努力提倡“古文運動”,強調散文寫作應該回到“百家爭鳴”的春秋戰國時期,主張“文以載道”。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散文寫作的思想理念絕不邁出儒家學說的藩籬,所謂“復古”,實際上是排斥當時唐代社會日漸興隆的佛學和道家學說,恢復經學的精神血脈,所以,他的散文比較純正——《原道》《原性》《原毀》《原人》等篇自不必說,更為人知的散文名篇《論佛骨表》《送東陽馬生序》《師說》等也都洋溢著醇厚的儒家思想。而柳宗元的散文卻不是這樣,雖然其深層思想構架還是經學,可是,在他的散文寫作中,不乏佛學和道家的思想色彩,即以“永州八記”而言,便可窺其端倪。韓愈的經學家散文影響了我國后世的散文寫作,蘇軾曾經這樣評價:“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這是說,韓愈的散文挽救其自東漢和魏、晉、宋、齊、梁、陳和隋以來,經學受到玄學、道家學說和佛學的沖擊,風光有所減弱的局面,企圖恢復儒家學說的新氣象,不能再走脫離實際講究辭章早就被漢代楊雄譏諷為“雕蟲小技”的賦的寫作道路,提倡散文寫作要關心人間的疾苦和揭示當時重大的社會矛盾和反映現實生活。
      經學家的散文,很顯著的藝術特征是在倡揚儒家學說的同時,特別講究文章的端莊和雍容之氣,很少使用華麗的辭藻,語言平和而內容深邃,不大追求事實與景物的敘述和文勢的曲折,盡力內斂,始終保持著思想的藝術張力。這是宋代經學家散文區別于非經學家散文的質的分野。范仲淹是北宋初期最為著名的經學家散文寫作者,他重視文章的政治教化作用,關系到社會風俗的醇厚訛薄和國家的興衰成敗,反對宋初文壇的柔靡文風,提出了宗經復古、文質相救、厚其風化的文學思想。在散文創作上,突顯儒家的經世濟民觀念,其《上政事書》一經問世,則“天下傳頌”。他的《奏上時務書》里,說到“請救文弊”:

    臣聞國之文章,應于風化;風化厚薄,見乎文章。是故觀虞夏之書,足以明帝王之道;覽南朝之文,足以知衰靡之化。故圣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則救之以質,質弊則救之以文。質弊而不救,則晦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則華而將落。前代之季,不能自救,以致于大亂,乃有來者起而救之。故文章之薄,則為君子之憂;風化其壞,則為來者之資。惟圣帝明王,文質相救,在乎己不在乎人。

      這里稱贊“虞夏之書”而不看好“南朝之文”,其實質是提倡復古,要求文章革新,這是進步的散文觀點。特別是他的《岳陽樓記》的“不以物喜,不已己悲”和“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表達了升華了儒家的“家國天下”意識和崇高的精神境界。歐陽修也是一位徹底的儒家,他繼承了韓愈的古文理論,促進了北宋詩文革新運動,他認為儒家之道與現實生活密切相連,主張文道并重的散文觀。特別是歐陽修一改有些經學散文家的正統筆法,大膽對前代的駢賦進行了革新,去掉排偶和限韻的僵硬規定,解放了文體,并率先寫出了膾炙人口的《秋聲賦》,他的《醉翁亭記》也達到了非常高的藝術境界。
      我國的十世紀中后期至十一世紀中后期,這是一個人才輩出的時代,不但出現了許多優秀的文學家也出現了許多的優秀的經學家,遑論前者,就后者來說,周敦頤、張載以及二程等,都出現在這一時期。周敦頤的哲學思想以及后來者的哲學思想,和之前的儒學有了一個鮮明的區別,多少摻和了佛學和道家學派的東西,開啟了我國哲學思想的一個新的時代,這是他們對我國精神文明的巨大貢獻。傳統的經學到此也出現了大的轉折,也就是說,經學逐漸除過繼續文字訓詁、文化價值衡量和典章制度的考辯等學術研究,還大量地引進新的思想哲學資源來詮釋儒家經典——道學(理學與心學)時代降臨了。
      任何學說的發展都要吸收新鮮的思想哲學養料才能與時俱進,否則,就會逐漸枯萎和失掉創新進步的活力。同樣的,儒學發展的宋代,要與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和現實生活相適應,就要革新,而這些學者自然肩負著這革新的歷史使命。經學散文的風格也發生了新的變化。周敦頤的《愛蓮說》和兩漢和唐代的經學家散文相比,無論從內容還是思想的內質上都要輕靈得多了,把固有的凝重與純粹的精神擊破之后,顯示出前所未有的風貌——思想與哲學理念的表達上有了佛學的意蘊不再是單純的儒家學說底色了,蓮的“出污泥而不染”精神,必定與儒家積極入世思想有了一定的距離,從此,這些新的經學家走上比較純粹的理性的或者精神的學術道路……這些道學家的散文已經沒有前經學家散文關注社會重大矛盾和現實生活的態度了,而是極力追求個人精神的完美無缺和個人格的高尚。
      與此同時的經學家后來開創了與濂、洛、閩學派并肩的關學流派的張載,他的散文氣象與周敦頤甚至二程有著明顯的不同,他的理想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是非常宏偉的個人抱負。究竟怎樣能達到這樣的理想境界呢?張載苦苦研究之后,寫出了震驚學界的《西銘》,他很好地闡發了儒家思想,以孝為出發點,用孝道來建立家庭秩序,乃至社會秩序和宇宙秩序,三者是一體化的,這篇文章不長: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厎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于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這是令人甚是喜歡的文章,深刻地闡明了宇宙、社會和家庭的關系,也揭示了人生的意義與價值,特別是文末的“存,吾順事;沒,吾寧也”這兩句,真正達到了知天順命的自由而高遠的精神境界!程頤讀后,感嘆道:“自孟子后,蓋未見此書。”這確實是很高的評價。這也是經學家散文杰出的巨作。關學流派經過元明清一直綿延不絕,最近出版的《關學文庫》收錄了29位關學學者的文集,除過其思想哲學意義不提,其文學藝術而言,文章風格追隨張載,不事雕琢,文風樸實,而情感濃烈,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令人感動不已。
      朱熹是道學家的集大成者,也是理學的主要開創者之一。他的“理”,以儒家倫理思想為核心,吸取了道家有關宇宙生成、萬物化生和佛教的思辨哲學,認為“理”是宇宙間的最高本體和萬物產生的本源,其治經多以詮釋義理兼談性命為主,特別是為二程從儒學經典里提煉出來的“四書”進行學術詮釋,并在詮釋的過程中不斷闡發自己的學術思想和意見,把經學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他的散文寫作也很優美,深受韓愈、曾固的影響,強調文質兼顧,是宋代經學家散文的大家之一。他的《壬午應詔封事》《送郭拱辰序》以及《江陵府曲江樓記》《楚辭集注序》等都是很好的散文。在《百丈山記》里,朱熹寫道:“日薄西山,余光橫照,紫翠重迭,不可殫數。旦起下視,白云滿川,如海波起伏。而遠近諸山出其中者,皆若飛浮來往。或涌或沒,頃刻萬變”——狀山水之景,如在眼前,且語言出神入化如同柳子之筆法。《詩集傳序》里談到“詩”時,有這樣的話:

    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余也。心之所感而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為教也。

      把“詩”的產生與教化作用透徹地表達出來,具有強大的內在邏輯力量和高度輻射的思想能量。朱熹的著作等肩,既是識字哲學論著也可以視為經學家散文作品,閱讀之后收獲巨大。
      與朱熹的經學學術觀點與治學方法不同的哲學家陸九淵,則是“心學”的代表人物。他與朱熹曾經有過“鵝湖論戰”,互相辯難,各不相讓。到了明代,“心學”為一代偉大的思想哲學家王陽明所傳承。王陽明堅持“知行合一”學說,后來發展至“致良知”,這是他對“龍場悟道”所得“心外無理,心外無事”和“知行合一”的高度概括。其根本仍然是加強儒家學說的“孝”、“悌”等倫理道德,這并無出新之處。但是,由于王陽明強調了“心自然能知”的觀點,認為“心”所“自然”地作出反應、選擇就是“良知”的體現,而這種反應、選擇應該去追求和活動,社會應該予以寬容而不應該阻礙,這是他的思想哲學獨特的地方。因此,王陽明的文章幾乎都圍繞著他的“心學”觀點進行闡述,一層深過一層。他的著作多是語錄體,而且其中常常是對話體裁,生動活潑,收放自如,增強了閱讀興趣,例如,他談到“六經皆史”的論說:

      愛曰:“先儒論《六經》,以《春秋》為史。史專記事,恐與五經事體終或稍異?”
      先生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包羲氏之史,《書》是堯舜一下史,《禮》《樂》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謂異?”

      這段對話非常簡練,三言兩語就說清楚了為什么“六經皆史”的道理和緣由,其語言口氣塑造了鮮明的人物形象,沒有長篇的引經據典也沒有繁瑣的詮釋,寥寥數語就把道理講明白了——這在散文上可謂白描藝術。王陽明不愧語言大師。他的《瘞旅文》和《教條示龍場諸生》收入《古文觀止》。
      從兩漢到明代漫長的歷史過程里,經學也隨著時代發生了變化和革新,董仲舒、韓愈、范仲淹和歐陽修等至北宋這一幫道學家的興起為止,這應該是比較純正的經學研究時期。這一時期,經學家努力倡揚儒家學說,更重要的是以儒家思想哲學理念來面對國家和社會重大矛盾以及企圖解決現實生活中老百姓的民生問題,是為天下謀取利益,具有強烈的擔當精神,胸懷寬闊,視野遼遠,其散文作品多反映其治理社會的經略,黃鐘大呂,旋律昂揚,令人神往。而北宋道學家開始一直到王陽明,其中無論是朱熹還是其他人物,逐漸退入個人內心,不再具有前代經學家的氣魄和現實主義精神,格局愈來愈偏狹了,缺少了積極擁抱現實生活的昂揚奮發精神,轉入個人的品行道德修養。無論是理學還是心學,給我國的思想哲學涂抹上黃昏的色彩。
      這一局面,直到清代初期,由于顧炎武、黃宗羲和王夫子等經學家的出現,才有了新的轉機,似乎經學研究可以接續上北宋之前的歷史階段了。顧炎武是清初繼往開來的一代宗師,其學問淵博,涉及面很廣,于國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儀象、河漕、兵農及經史百家、音韻訓詁之學,研究甚深,治經重視考證,開清代樸學之風。其主要著作有《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音學五書》《亭林詩文集》等。他的散文,以談論學問為多,例如《與友人書》里,有這樣一段話就很典型:

    人之為學,不日進則日退。獨學無友,則孤陋而難成。久處一方,則習染而不自覺。不幸而在窮僻之域,無車馬之資,猶當博學審問,古人與稽,以求其是非之所在,庶幾可得十之五六。若既不出戶,又不讀書,則是面墻之士,雖有子羔、原憲之賢,終無濟于天下。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夫以孔子之圣,猶須好學,今人可不勉乎?

      在封書信里,顧炎武談到了做學問的態度與方法,提出了“博學審問,古人與稽,以求其是非之所在”的學習路徑,語言質樸,辯證論述,對人很有啟迪。又如,另一則《與友人書》:

    君詩之病在于有杜,君文之病在于有歐韓,有此蹊徑于胸中,便終身不脫“依傍”二字,斷不能登峰造極。

      顧炎武直指友人的詩作與文章存在的弊病在于“有杜”,在于“有歐韓”,擺脫不了模仿杜甫以及韓愈、歐陽修,唯獨缺少自己,這是為詩為文的大忌,大樹底下不長苗。要有區別于任何人的獨立的藝術品格才是真正的創作。顧炎武的散文文體,書信最多,其次還有一些序跋之類。不過,他的散文,書信也好,序跋也好,甚至寫的“記”,如《五臺山記》《裴村記》《復庵記》等,也寫得很是樸實,毫無一點搖曳之處。這也許是學者散文的特點吧,然而,這個特點卻喪失了散文虛實相間的藝術要求,讀來甚是費力氣。
      黃宗羲由經學出發成為政治思想家和哲學家。他提出“天下為主,君為客”的觀點,認為“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主張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從而限制君權,保證人民的基本權利,具有民主的意義。他著作很多,主要是《明儒學案》《宋元學案》和《明夷待訪錄》等著述。非常喜歡讀黃宗羲的《明儒學案》《明夷待訪錄》。一直把這兩部書,當做散文來讀。前者創我國學術史的一種新文體“學案體”,他把本來枯燥的學術思想和觀點,寫得風起水生,其筆下的學者栩栩如生,其學術精粹也摘要存錄。后者猛烈抨擊封建專制,悉心涉及未來新的世界,閃耀著民主主義的思想光輝,讀來令人滿心光明。黃宗羲治學,重視史學,他說:

    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為根柢,束書而從事于游談。故授業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方不為迂腐之學,故兼令讀史。

      這是黃宗羲的治學門徑,極力糾正明代的“束書而從事于游談”不認真讀書的缺陷,以讀史為基礎,特別是在國破家亡的重要時期,讀史可以激發起強烈的民族意識。
      王夫子與顧炎武、黃宗羲并稱明清之際三大思想家。其有《周易外傳》《尚書引義》《讀通鑒論》《宋論》等著作。這三大思想家,以儒家學說為儀軌,并能結合社會現實生活提出新的學術主張,這也是我國經學發展生生不息的內在原因。最先閱讀王夫子的《宋論》這部書,這是他的歷史散文,共十五卷。與顧炎武和黃宗羲一樣,王夫子也非常重視歷史著作的閱讀,以史為鑒,進行對漢民族思想文化以及政治制度的深刻反思。文筆凝重,敘事層次分明,條理清晰。如卷一的“太祖”中有這么一段話:

    三太祖勒石,鎖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讀。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孫;二、不殺士大夫;三、不加農田之賦。嗚呼!若此三者,不謂之盛德也不能。德之盛者,求諸己而已。舍己而求諸人,名愈正,義愈伸,令愈繁,刑將愈起;如彼者,不謂之涼德也不能。求民之利而興之,求民之害而除之,取所謂善而督民從之,取所謂不善而禁民蹈之,皆求諸人也;駁儒之所務,申、韓之敝帚也。

      這段話追述了宋太祖給后世君王的“戒”,接著王夫子緊扣這一主題進行了議論,波瀾橫起,深刻而有力。與顧炎武、黃宗羲相比較,王夫子的歷史散文講究章法,語言飽含激情,文氣十足,勝顧、黃兩人一籌。
      明代的王陽明的心學,到了清代早已經失去了初創時期的精銳勁頭,流弊也逐漸出現,引起學者們的抵抗,不斷進行反思與批判,顧炎武奮臂起而建立樸學,企圖挽救起我國經學事業——也就是思想學術事業,猶如中流砥柱,偉岸壁立。此后,宋學雖然不絕如縷,但是崇尚經世致用之學成為主流,經學也在不斷發展。不過,與文學特別是散文藝術漸行漸遠,很少需要這樣的文體來表達經學的思想哲學觀念以及詮釋經典和純粹學術性的訓詁、考據、金石等學問了,經學家散文也不免式微。不過,經學家散文曾經在我國散文史中是一個美麗的客觀存在,“重重簾幕密遮燈”,不管注意還是不注意,經學家散文仍然在散發著屬于自己的芳香,值得我們予以關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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