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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港、澳地區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1)

      港澳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并非是大陸或臺灣學者研究的簡單延續,實際上經歷了一個外來學術傳輸、扶植,到本土學術萌動、彰顯,再到活躍、新變這樣一個學術演進歷程。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香港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更顯現出中西文化兼容并蓄以及各自彰顯等多種歸趨,這也是多元化和個性化的香港學術特色形成的主要動因。回顧這一學術演進歷程,探討其特色的形成及其動因,不僅對港澳的學術發展有利,也更能使我們看清中國古典文學在其流播過程中,中西文化的交匯及相互影響和吸收,這對中國學術如何更好的走向世界,對中國古典文學的學科建設,對其研究思想和研究手段的學術創新都不無幫助。

      一、港、澳地區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現代化進程

      港澳地區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其隊伍基本上有三部分學人所組成:大陸學者(這又可分為1949年南下的以及1980年以后移居或來港澳講學兩部分);臺灣學者(包括先逗留香港后去臺灣以及先在臺灣后居香港者)和港澳本地學者。

      其現代化進程則可分為四個時段:1927——1949年,為港澳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萌動期;1949——1969年,為港澳中國古典文學奠基期;1970——1989,為香港本土學術彰顯期和定型期;1990年以后,為香港本土學術的活躍期和新變期。

      (一)萌芽期(1949年以前)

      香港和大陸一樣,二十世紀初才有大學。香港大學于1927年開辦中文班,延請光緒29年進士、翰林院庶吉士賴際熙主持,教席也是朱汝珍等前清士人。這批文人標舉兩廣總督阮元創辦的“學海堂”樣式興辦“學海書樓”,講論詩賦、駢文知識及其寫作,還談不上學術意義的文學研究。1931年,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之一許地山應聘為香港大學中文教授,第二年大學校方聽從許氏建議成立中文系,分設文學、歷史、哲學三組,文學組開設文學史和文學批評,由馬鑒主講,這是港澳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肇始。1940年以后,日本占領香港,香港大學停課。1945年日本投降后,達德學院于1946年在香港成立,重開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師資隊伍一時人才濟濟。但三年后,香港英國政府以政治理由查封了該校。由于創校時間不長即遭封殺,因此沒有留下學術成果。我們故稱此段時間為港澳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萌動期。

      (二)奠基期(1949——1969年)

      1949年大陸解放前夕,大批知識分子誤聽宣傳而紛紛南下,將香港作為居停之所,其中相當一批是享譽海內外的著名學者,如饒宗頤、牟宗山、羅香林、潘重規、徐復觀、曾克端、吳天任、南宮博、左舜生、王韶生、梁宜生、羅忼烈等。后來成為港澳地區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中堅力量。他們依托于香港的大專院校進行科研并親授生徒,培養出一批當地學者;他們在港的講學研討、發表論著,又極大豐富活躍了香港學術空氣,為香港學術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根基。這個階段是港澳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奠基期,也是老一輩學人的學術收獲期。此時,民辦院校也相繼創立,如錢穆創立的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教會主辦的“崇基學院”,從廣州南遷來的“珠海學院”,香港紳商主辦的“聯合學院”等,都有一定的學術實績和影響力。

      至于澳門地區,雖有天主教區所立的圣約瑟師范學院以及一些私立的小型學院,但基于特殊的客觀環境,除了師范學院因其實用功能得以生存外,民辦學院陸續相繼消失。直到二十年后私立的東亞大學開辦,在這段時間內,澳門不存在高校學術研究所系,學術研究自然也付諸闕如。

      這個時段最早的一份學術刊物,是香港大學的《香港大學中文學會會刊》。這是份學生刊物,上面僅載學術資料,還談不上學術論文。此后陸續有香港大學的《東方文化》,新亞學院的《新亞學報》和《新亞書院學術年刊》等學術刊物出版。此間還有兩份學生刊物:香港大學中文學會的《東方》和崇基學院中國語文學會的《華國》,為香港的國學研究提供了首批陣地。之后,則各大學學報和社會上的文學雜志紛紛面世,如《聯合書院學報》、《新亞書院中國文學系年刊》、《珠海學報》、《崇基學報》以及《文壇》、《人生》、《民主評論》、《文學世界》、《文藝世紀》、《祖國周刊》等,學術園地初步呈現繁茂景象。

      五十年代初,羅香林主持香港大學中文系。他輯錄方苞《古文約選例言》、劉大櫆《論文偶紀》、姚鼐《古文辭類纂序目》等桐城派文論合編為《古文辭義法》,作為中文系文學理論課教材,這是香港學術界具有現代意義的中國文學理論研究的開端。在著述方面,錢穆在1962年出版的《中國文學講演集》為香港出版的第一部學術專著。李直方《漢魏六朝詩論稿》,內中包括《文心雕龍隨筆》三篇、《阮籍詠懷詩論》和《阮詩盡情陶詩盡性說》幾種(2),雖未能自成體系,但辨析亦頗精當。香港的《文學世界》雜志社在這個時段還出版了兩輯《唐詩研究專號》(1960年3月號及12月號),分別收錄了黃天石《唐詩的特征》,饒宗頤《杜甫與唐詩》,勞思光《論孟浩然詩》,曾克峏《李商隱詩及其風節》,李素《唐代女詩人總評》以及李栩廠《論韓愈詩》等十九篇論文。

      此時發表的論文以饒宗頤的《文心雕龍與佛教》、《顧林亭詩論》,錢穆的《雜論唐代古文運動》、《讀姚鉉唐文粹》,牟宗三《阮籍之風格》,徐復觀《韓偓詩與香奩集》,柳存仁《論近人研究中國小說之得失》,曾克峏《論同光體》,羅香林《唐詩與中韓文化交流的關系》、《唐詩的傳播于韓國》以及方幼籣的《隋唐文學家地域分布》等為代表。錢氏在《雜論唐代古文運動》中,強調古文運動的復古意識源自唐詩人的復古主張,韓愈一再稱頌陳子昂,表明古文氣脈的相承。主張以研究諸子的方式,深入理解“韓學”;指出韓文重“理”,開出宋學。反映出作者通觀全局的歷史眼光和縱橫開闔的寬廣視野,顯示出通儒的識見(3)。饒宗頤的《文心雕龍與佛教》強調佛學對劉勰文藝思想的影響,這與他后來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發表的《文心與阿比云心》可以說是一脈相承,一直強調佛教對《文心雕龍》的滲透(4)。徐復觀《韓偓詩與<香奩集>考論》和曾克峏《論同光體》則是傳統的文獻考證法,顯示了作者深厚的國學功力。(5)牟宗三《阮籍之風格》從“有奇特之性情”,“與禮法有嚴重之沖突”,“能嘯、善彈琴,希慕原始之諧和”三個方面論析阮籍的性格特征,其方法是將“知人論世”的社會學研究與性格研究結合起來,在方法論上有示導作用。潘重規的《敦煌詩經卷子論文集》、《唐寫本文心雕龍合校》皆發表于香港新亞研究所,從此開啟了港臺的也是自己終生的敦煌學研究。潘氏在六十年代初赴臺,在華岡大學(后來中國文化大學)創辦華岡學報,專研敦煌學,并培養了黃永武、邱鎮京、鄭阿才、朱鳳玉等幾代敦煌學人,成為臺灣敦煌學研究的教父。柳存仁《論近人研究中國小說之得失》,是作者就他在英國博物院和皇家亞洲圖書館訪書所見,糾正魯迅、胡適、鄭振鐸、孫楷第四人小說研究上的錯誤。又用歷史考據的研究方法,條注其見解和發現。羅香林《唐詩與中韓文化交流的關系》《唐詩的傳播于韓國》屬于學術交流史和接受史研究;方幼籣的〈隋唐文學家地域分布〉則是地域文學和跨學科研究的嘗試,皆有開創意義和學術示范作用。

      (三)香港本土學術彰顯、成型期(1970——1989)

      六十年代初,香港的高等教育體制產生新變:港府將一些辦學成果卓著的民辦院校并入公辦體系并加大經費投入,如將新亞書院(連同新亞研究所)、崇基學院、聯合書院合并為“香港中文大學”,大批學者及教學人員的經濟待遇大額提升,基本上已擺脫五十年代困乏的局面;該校的文科畢業生也獲得與香港大學畢業生同等地位,為吸納優秀年青人進入人文學科領域提供了物質和心理上的保證,本土原生的學術隊伍在這條件下得以成長。在此后的二十年間,隨著錢穆、饒宗頤、牟宗山、羅香林、潘重規、徐復觀這批大師逐漸從大學講壇上淡出,香港大專院校自己培養的一批中國古典文學學者如鄺健行、余英時、張士彬、何沛雄、馬幼垣、黃維樑、黃兆杰、鄧仕梁、陳耀南、陳永明、陳煒良、梁沛錦、劉楚華等,開始嶄露頭角并逐漸成為香港學術的中堅力量。這批港澳本土學者大多在上述大師的指導下,完成正統的學術訓練,然后負笈遠游,留學英美,接受西方文學思想和研究方法的正規系統訓練,因而具備東西兩方面學術背景,雖然在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上有所偏好,但中西合璧、融會貫通是其特色所在,隨著這批學者陸續登上教席和成為港澳學術研究的中堅,香港學術的本土特色也開始彰顯并走向定型。下面簡要加以述論;

      首先,老一輩學人雖逐漸淡出,但典范猶在,仍在發揮其巨大影響力,饒宗頤、柳存仁、羅忼烈、徐復觀、牟宗三、潘重規、何敬群等仍是其間學壇的中流砥柱。在此時段出版的《饒宗頤教授南游贈別論文集》(1970),是香港第一部學術專著。徐復觀的《中國文學論集續編》(臺北學生書局1981)是七十年代出版的《中國文學論集》續編,是作者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關于文學理論和古代作家作品論的論文結集,也可以視作作者關于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一個學術總結。何敬群的《論姜白石詞》則首開香港詞學研究之風。文章探討了白石詞風格、聲律,并就周濟和王國維對白石詞的品評,進一步探討白石詞的騷雅風格(6)。柳存仁現為澳大利亞皇家科學院院士,五、六十年代執教于香港大學,是位學問博大、識見高深的學界耆宿。在這個時段發表的《杜甫<題玄武禪師屋壁>詩》就杜甫一首僅四十字的五律,作出一萬多字的考論,涉及“時間地理、佛教典故和思想方法”諸多方面。柳氏治學,小題大做、博古通今,于此可見一斑。(7)羅忼烈一生著述甚富,從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筆耕不掇,詩歌、戲劇、小說無不涉及。在這個時段出版的論文集《兩小山齋論文集》(中華書局1982),其中《話李白》一文原載香港《抖擻》1975年8、9期,主要針對當時大陸上的評法批儒、揚杜抑李言論,指出李白無論在思想上還是藝術創作上都有許多不足:“文學主張滿肚子厚古薄今,和‘不薄今人愛古人’的杜甫剛剛相反”;創作水平也很不穩定,高的太高,低的太低,參差得很,不能算為第一流的作品占了很大的比數,這在當時一邊倒的政治空氣中,可算是空谷足音。

      香港培養的本土學者鄺健行、鄧仕梁、黃兆漢、何文匯、楊鐘基、陳萬成、王晉光、黃坤堯、劉衛林、陳炳良等從七十年代起陸續走上教學崗位,開課授徒,著書立說,漸露頭角,到了八十年代已大多形成自己的特色,香港學術的“多元化和個性化”本土特色從此開始彰顯并逐漸定型。何文匯在此時段完成了《陳子昂感遇詩箋》(香港學津出版社1978.9)、《雜體詩釋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6)等專著。何在箋注中完全采用中國傳統的考據學,全書包括“校”、“注”、“箋”三部份,并且此以箋注代議,糾正清人陳沆《詩比興箋》對陳子昂上《大周受命頌》、《上大周受命頌表》的誤解。鄺健行是研究杜詩的專家,此時段著有《論杜甫前期的詩歌》(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開港澳杜詩研究尤其是分期研究之先河。鄧仕梁對六朝隋唐文學尤其是謝靈運詩歌有集中的研究,繼1963年的《謝靈運詩論》(香港華國出版社)后,在這個時段有《鐘嶸〈詩品〉謝靈運評語試釋》、《論謝靈運〈述祖德〉詩二首》等五篇論文,以及唐宋文學論文集《唐宋詩風——詩歌的傳統和新變》(臺灣·臺灣書店1988)等。其中論《述祖德》一文,以鮮為人注意的這兩首詩來探討魏晉人對文學和儒學的態度,并借以觀察晉宋詩體流變之軌跡和謝靈運山水詩的重要背景,可以說是言近而旨遠。黃兆漢的研究以詞曲為主,八十年代以后開始探討全真教與文學的關系,與臺灣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的李豐楙同為我國海外研究道教與文學關系的翹楚。黃在這個時段陸續發表有《全真教祖王重陽的詞》(東方文化1981),《丘處機磻溪詞》(香港大學中文系集刊1985),《全真七子詞述評》(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988)等。其中“王重陽”一文就這位全真教祖師的詞內容和格式進行了探討,指出其詞富于音樂性與其傳教、吸引聽眾有很大關系。楊鐘基在《楚辭》之外著力于陶淵明和蘇東坡詩歌研究;陳萬成則注重探討道教和音樂的關系;王晉光致力于研究王安石;黃坤堯注重詩詞聲韻之說,皆各有師承,各有專擅。

      這個時段詩文方面研究的專著還有周誠真《李賀論》(香港文藝書屋1971.1),蘇文擢《韓文四論》(香港自印本1978.1),莊申《王維研究》(香港萬有圖書公司1971),梁錫華《己見集》(香港中國學社1989),余光中的論文集《分水嶺上》(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81),香港浸會學院中文系《唐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等。周誠真《李賀論》是香港首部中國古典作家專論,全書分為“李賀的長吉體”,“李賀詩里的女性”,“李賀詩里的現實世界”,“李賀與傳統”四章。周氏在書中還特別批評了錢鐘書《談藝錄》對李賀詩意的誤解。余光中論文集中的《連環妙計——略論中國古典詩的時空結構》一文完全采用西方結構主義的分析方法,作者以李商隱的《夜雨寄北》一詩為例,探討在這首“短短的七絕中,如此繁富多變的時空結構”,而且在“時空結構之上,還附麗了一重意象結構”。

      這個時段香港的中國古典文論研究也顯得特別活躍,執教于香港中文大學的陳耀南、黃兆杰、黃維梁等均專攻中國古代文論。陳氏代表之作是《文鏡與文心》(1987)和《文心雕龍論集》(1989)兩部論文集,涉及文學批評的原理、儒、釋、道三家對傳統文論的支撐和滲透作用。特別是對《文賦》和《文心雕龍》“原道”、“風骨”諸篇的探討和比較,思維縝密、推陳出新,很見作者傳統學術的功力。黃維梁在美國以中國古典文論研究取得博士學位。其論文以中國詩話、詞話的印象式批評為研究對象。他不趨附西方和一些中國學者對中國傳統文論的批評,認為中國文論的精深處遠超越西方文論,尤其是《文心雕龍》更可視為全人類的拱璧。黃兆杰氏在港以治《文選》取得碩士學位,后赴英取得博士學位,著力于清代文論研究,發表有《王夫之詩論中的“情”、“景”問題》(1979),《葉燮<汪文摘謬>評議》(1987),并翻譯英國學者關于中國漢魏六朝文論的論文集《中國古代文學批評》(1983)。除上述幾家外,還有葉龍的《桐城派文學史》(1975),王晉江《文鏡秘府探源》(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80)等。《桐城派文學史》是香港第一部文學史專著。它全面整理了桐城派的詩文理論,可以說是一部集大成之作。石壘在《文心雕龍》研究上則獨樹一幟。他從七十年代開始陸續發表《文心雕龍原道與佛道義疏證》(1971),《文心雕龍與佛儒義理論集》(1977),步饒宗頤后塵,繼續探索佛學對《文心雕龍》的滲透和影響。在這時段從事文論研究的還有羅思美、黎活仁等。文論方面的博士學位論文也在這個時段出現,最早的是香港大學陳煒良的《王士禎于清代文學之地位及其詩論探討》(1971)和江潤勛的《朱彝尊及其詞學》(1971),至1989年香港中文大學鄭滋斌的《虞山詩派中之義山詩學研究》,在這個時段共產生了八篇古典文論方面的博士論文。

      七、八十年代也是港澳中國古典小說研究的高峰期,七十年代約產生250多篇這類論文,八十年代也有150多篇,而其中的《紅樓夢》研究約占一半。七十年代中葉,還發生過潘重規及其弟子與徐復觀、李辰冬等人關于《紅樓夢》是政治索隱還是家族盛衰小說之爭,以及接著而起的趙岡與余英時關于《紅樓夢》的兩個世界是以虛構為主還是真實為主之爭。這場爭論已不僅是對某部古典作品的評價,而是一場東西方文學思想的碰撞和研究方法變革。關于這個事件的經過和影響,將放在后面“特色”部分加以述論。除《紅樓夢》外,《水滸》研究也較為活躍,其代表人物是孫敬述。從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他發表了十多篇關于古典小說的研究文章,除了討論宋人話本和《金瓶梅》外,絕大部分都是研究《水滸傳》。1981年,他出版了這方面的研究專著《水滸傳的來歷、心態和藝術》(臺灣時報文化公司),三年后,又對該書作了修改和補充,改名《水滸傳的來歷和藝術》由香港明報出版社出版。書中的第三章談《水滸傳》的表現藝術,有許多獨特的視角。例如他認為“這書不但以男人為主,所謂大男子主義,而且對女性異常苛酷。像《水滸》這樣敵視女人,的確很罕見”。作者認為“《水滸傳》對女性的敵對表現,出自一個基本觀念,“認為色欲是壞事”。那末,水滸人物又為什么要憎恨色欲呢?作者的解釋是:“那些在有敵意的危險環境里活動的人,諸如盜匪、參加叛亂或革命的人。這些人都渴望生存,自覺生命受到威脅”,因而怕女人成為拖累,或戰友被對方用女人所收買。至于《水滸》中“好漢結為兄弟現象”,他也認為“同樣表露出求生之欲和安全感的需要”。另外,作者對書中渲染的“大碗酒、大塊肉”、“大把大把銀子”都持否定態度,都有獨特的視覺(8)。研究水滸的另一位學者是馬幼垣,在這個時段發表了三篇研究水滸的文章,其中《排坐次以后<水滸傳>的情節和人物安排》是就其獲得的珍本談排坐次以后的情節和人物安排,并涉及《水滸》演繹過程中的版本繁簡問題。這個時段小說方面論文還有柳存仁的《全真教與小說<西游記>》(明報月刊1985·5——9),潘銘焱《從比較角度看唐代小說特色》(香港浸會學院中文系《唐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等。

      戲曲研究方面,六、七十年代是香港戲曲研究的鼎盛期,在這期間發表的關于戲曲研究方面的論文達120多篇,其中多為明清傳奇研究(約50多篇)。這當中又以討論《牡丹亭》和《桃花扇》居多,其次為《長生殿》。戲劇方面的早年研究者有羅錦堂、羅忼烈等人,后繼者則有牟潤孫、梁沛錦、黃兆漢等。梁沛錦在這個時段出版了三部關于粵劇劇目的編著:《粵劇劇目初編》(學津出版社1978),《粵劇劇目通論》(龍門出版社1982),《粵劇劇目通撿》(香港三聯出版社1985)。黃兆漢在這個時段發表有《粵劇關漢卿研究》(東方文化1970)。

      (四)香港本土學術的活躍期和新變期(1990年后)

      1990年到21世紀初,港、澳社會起了很大的變化,尤其香港和澳門回歸前后,港澳與內地的關系日趨緊密,在經濟活動方面尤為顯著。在意識型態或文化行為上,隨著大陸和港澳大學互派學者的增多以及互招對方學生的教育方案實施,大陸的學術成果和治學方式漸漸有取代臺灣的趨勢。七、八十年代開始顯露和成型的多元化和個性化的本土學術特色,在九十年代后進一步彰顯并產生新變,即更多地傾向于“中國特色”,這在九十年代第三代的學者鄧國光、施議對、黃坤堯、劉衛林、陳萬成、賈晉華的研究中充份顯示出來。例如在詞與音樂以及李清照《詞論》方面研究成果卓著的施議對,就是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的博士,師從吳世昌從事詞樂研究,其碩士論文是《詞與音樂之關系》(1981),博士論文仍是《詞與音樂關系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施后來移居澳門執教澳門大學,仍繼續從事這方面的研究。九十年代陸續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詞體的特殊性與局限性》等六篇“百年詞論”,并有《派別詞體結構論簡說》(緬因州國際詞學會議論文·1990)等會議論文。賈晉華也是從廈門大學移居香港,執教于城市大學,曾師從周祖譔先生,從事唐代文學研究。碩士論文是《皎然論大歷江南詩人辨析》,博士論文是《<漢上題襟集>與襄陽詩人群研究》(2000),著有《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群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等,在文學文獻學的基礎上對唐代詩歌流變的研究有較為突出的業績;劉衛林是香港本土學者,但與大陸學者過從甚密,九十年代以來,幾乎每年都要到大陸參加一兩次古代文學研究方面的學術會議,其佛學與文學關系研究也深受大陸影響。

      另一方面,澳門地區自八十年代成立私立的東亞大學,饒宗頤和羅忼烈兩位學壇領導人物主持中文系本科和研究生課程的學術研究,為澳門創建高水平的中國古代文學教研的學術空間。九十年代初,澳門政府在東亞大學的基礎上成立公辦的澳門大學,于是,在大中華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領域,增添了學術生存的空間。自九十年代以來,澳門高校的學者在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上開始發揮影響力,其代表人物是澳門大學的鄧國光、施議對等。

      九十年代也是港、澳學術成果最豐碩的時期,僅以唐代文學研究而論,就出版了近十本專著:鄧國光《韓愈文統探微》(1992)、梁錫華《李商隱哀傳》(1993)、鄺健行《詩賦與律調》(1994)、《科舉考試文體論稿》(1999)、饒宗頤《敦煌曲續論》(1996)、劉燕萍《愛情與夢幻——唐朝傳奇中的悲劇意識》(1996)、鄧仕梁《唐宋詩風——詩歌的傳統與新變》(1998)、何文匯“Chen Tzu-ang——Innovator in Tang Poetry”(1998)、陳耀南《唐宋八大家》(1999)等,唐代文學的關鍵領域基本上都有涉及,大部份均屬原創及具前緣性質的論述,顯示了成熟而精密的特色。如劉燕萍《愛情與夢幻——唐朝傳奇中的悲劇意識》(香港商務印書館1996)用亞理士多德的“悲劇理論”和二十世紀初歐洲“悲劇的元素”來解釋《步飛煙》、《霍小玉傳》等唐人傳奇,證明這些作品確實存在悲劇所蘊含的四大“元素”,即:羞愧或恐怖事件;經歷痛苦;獲得知識和清滌作用。在此基礎上剖析傳奇人物命運并置于唐代社會的婚姻背景中,突出特殊的個體和巨大制度的碰撞。鄧仕梁《唐宋詩風——詩歌的傳統與新變》(1998)是作者的一部論文集,在傳統與創新關系研究上很有些獨特視角,如在《陶謝在唐代的地位試探》一文中,認為唐代對“前代的壓力感受得愈少,愈有創新的勇氣”;在《蘇子作詩如見畫》則突出“宋代詩人所承受前代的壓力”,所以較少創新。

      與此同時,通俗性的唐代詩文注釋或譯介的專書,亦大量出現,這幾乎與大陸同步。其中比較突出的有莊澤義《唐詩金榜》(1990)、施議對《唐詩》(1995)、黃鼎康《杜甫詩自修讀本》(1996)及《李白詩自修讀本》(1999)、璧華《李白》(1996)及《李商隱》(1998)、周錫《杜甫》(1998)及《杜牧詩選》(1998)、鄧中龍《李商隱詩譯注》(2000)等。

      從單篇論文呈現的學術風貌,更顯示出“中國特色”,這特別表現于文獻學方面的重視和應用,如汪淑玲《〈全唐詩〉所存張志和詩九首校箋》(1990)、鄭楚雄《流傳崔顥〈黃鶴樓〉詩兩字之誤》(1991)、羅慷烈《八仙中的張果老——正史有傳,唐人有詩》(1994)、黃坤堯《〈唐詩三百首〉律絕部份校誤札記》(1996)、劉衛林《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宋刊本〈劉賓客文集〉版本考略》(1997)、陳萬成《〈賦譜〉與唐賦的演變》(1999)(錄入摘要)、賈晉華《〈漢上題襟集〉與襄陽詩人群研究》(2000),陳萬成以《賦譜》考索中唐以后賦體的發展,亦是實事求是的文獻研究工夫。

      九十年代以后的港澳古典文論研究,是港澳地區古代文學研究較為突出的一個領域,不但規模已具,而且多具原創性,又多出自新一代學人,鄧國光即個中翹楚。鄧于1990年在香港大學獲博士學位,論文題為《摯虞及其文論研究》,這是學界第一部研究摯虞的專著。鄧氏專擅《文心雕龍》研究,對文體論尤其是賦體有較為深入的研究。其研究方法主要是承續“以意逆志”傳統研究方法,合以西方的文論和文學研究法,呈現一種融貫東西的傾向,為學上也用力甚勤,從1992年以來,每年皆有這方面的專論發表,這類論文已于1997年結集為《文原》,由澳門大學出版中心出版,這也是港澳文論方面的第一部古典文論方面的論文集。港澳研治文論的新一代學者還有陳國球、李銳清、鄭滋斌、陳燕等。陳國球的專業方向是明代詩論研究,其碩士論文是《胡應麟詩論研究》(1983),博士論文是《明代復古詩論》(1988)在此時段發表有《詩的本質與理論——皎然詩論初探》(1997);李銳清的碩士論文是清初詩論,在日本完成的博士論文是《〈滄浪詩話〉的詩歌理論》;鄭滋斌是香港中文大學1989年博士,其博士論文是《虞山詩派中義山詩學研究》,從李商隱的詩學理論來檢討明末清初詩論,可謂別具匠心。陳燕是香港大學1993年博士,其博士論文是《清末明初的文學思潮》在此時段,劉衛林仍在進行佛學與文學關系的探討,發表有《中唐以境論詩之說與佛教思想關系》(1999)、《中唐詩學造境說與佛道思想》(2000)等論文。

      二、港、澳地區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學術特征

      港、澳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主要有以下三個特征:

      其一,呈現中西文化兼容并蓄及各自彰顯等多種歸趨,具有世界文化櫥窗和中西文化交匯點的鮮明特色。英國在香港殖民百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又成為中國對外的窗口,如此的歷史文化背景和“此路必經”的獨特地理位置,使它在學術上成為中外文化的交匯點。既然是交匯點,交匯的過程中就既有在碰撞過程中各自彰顯、保持自我,也有相互融合、兼收并蓄,從而使香港學術五彩紛呈、百花齊。,港澳學者鄧國光將其特色概括為:“相對于大陸和臺灣比較單一的研究思路和框架,表現出較多樣化的研究方法,亦較少受特定的思想框架所范圍,雖未至百花齊放,但可說隨心所欲”。(9)從香港的一些學術論著來看也確實如所言,有的固守中國傳統,有的則極力全盤西化,有的則兼收并蓄。各自堅守自己壁壘者可以黃維梁和周英雄為代表。兩人皆是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又皆留學美國并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周英雄膺服雅克森的語言結構理論,他港大英文系教學時,倡導采用西方結構主義理論來解析中國古典作品,其理論對臺灣結構主義學派的巨大影響,我在《五十年來臺灣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歷程》(《文學遺產》2001.2)一文中已加述論。他在香港任教時所發表的《賦比興的語言結構—兼論早期樂府以鳥起興之象征意義》,采用雅克森的“語言兩軸觀”理論,來分析樂府詩中鳥類的比興意涵,也成為臺灣“結構主義”學派的開山之作類似周英雄的還有陳炳良。陳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畢業于香港大學,然后赴美。陳炳良在留美期間深受“新批評”派影響,后常用西方批評方法來研究中國古典文學。他的《從<楓橋夜泊>說起》就是采用“結構主義”和“接受美學”等西方文學批評方式,分析該詩的音節和結構方式,注意不同時代的不同讀者對該詩的不同理解。黃維梁則是堅守另一壁壘的代表。黃雖在美國求學并取得博士學位,但他對中國詩話、詞話的印象式批評的看法卻和某些西方學者大相徑庭。他認為中國文論的精深處遠超越西方文論,尤其是《文心雕龍》更可視為全人類的拱璧。他肯定歷代詩評家從欣賞出發摘出妙句,并從中體味詩理、詩趣。至于評與不評,反而不太重要。類似黃維梁的還有黃繼持、黃兆杰等多為學者。黃兆杰氏在港以治《文選》取得碩士學位,后赴英取得博士學位,著力于清代文論研究,走的亦是傳統的“知人論世”歷史研究法路數。黃繼持在學生時代以協助饒宗頤編輯《文心雕龍專號》,并有兩篇論文發表于其中(《文心雕龍與儒家思想》和《劉勰的滅惑論》),所以在治學思想上深受國學大師的熏陶,黃的論文《文與道,情與性——理學家之文藝思想試論》(崇基學報7卷2期),《泰州學派對文學思想之影響》(東方文化13卷1期),皆十分重視歷史研究法。黃維梁、黃兆杰等均接受西方正統的學術訓練,走的卻是中國傳統治學路子,這看似矛盾,實際上正反映了中西學術的交融和匯通。因為歐美有一批漢學家是出于對中華文化的仰慕方來研究漢學,有的本身就是華裔,在其成長的過程中,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所以在他們的學術思想和方法論中,西洋學術固然起著主導作用,但植根于思想深處的還是中國學術傳統在或隱或顯起著某種作用,這是西方一部分學者的治學特色之一。黃維梁、黃繼持、黃兆杰作為他們的弟子和傳人,也就成了一部分港臺學者的治學特色。實際上,在港澳學術中,老一代學人堅持國學傳統,自不待言;老一代弟子中仍堅持國學傳統的香港本土學者亦大有人在,如蘇文擢、陳耀南、何文匯、潘銘燊、孫國棟、陳學霖等皆持此路數。蘇文擢《韓愈對佛教徒之接觸與態度》(1973)考述韓愈和釋子的交往,表明韓愈在日常生活的層面是開放而非排他的。《談許渾詩在詩史中的地位》(香港·中國語文研究集刊2期,1984)源源本本考論許渾詩的流傳、版本、歷代評價、優劣所在,為許渾作一全面而深入的描述。潘銘燊《從比較角度看唐代小說的特色》(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亦以詳實資料考索唐、宋、明小說流變過程,以此探求唐代小說的真像,用事實區隔于時下的陳腔濫調。孫國棟《從〈夢游錄〉看唐代文人遷官的最優途徑》(1972),于傳奇之中尋求唐代制度史的研究資源,這種以傳奇治史和臺灣嚴耕望以史地治詩均相映成趣。這類考實為主的研究方向并沒有在故紙堆中掩埋生趣,像陳耀南的《韓文與國學》(明報月刊16卷4期。1981),在唐代文學研究中加入自己的思考和人文因素,反映了治學的終極關懷,行文之中有種強烈的時代憂患感,使人讀后能掩卷深思。

      香港出版的第一部學術專著——錢穆的《中國文學講演集》則體現了中西合璧的特色。這部論文集收集了錢穆在新亞書院的十六篇講演稿,其研究方法從文獻考據的訓詁學到知人論世的歷史研究法到西方的文學本體論應有盡有。其中的《中國文化與文藝天地——論評施耐庵的<水滸傳>及金圣嘆批注》對中國學術傳統研究方法就既有肯定又有批判。在這篇論文中,作者一方面指出中國傳統的文論方式——“評點法”的優長和價值所在,并以自己的學文經歷加以證實;另一方面又指出“評點只能當作學文的入門,不能算是學文的歸宿”,還必須歷史的探尋和哲學的思辨。

      二、國外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在引向香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領域過程中,往往伴隨著激烈的爭論。這種爭論往往產生在香港社會的轉型期,與經濟的發展、教育投入的加大緊密相連。七十年代中葉發生的《紅樓夢》研究方法之爭就是一個典型的個案。七十年代初,香港經濟開始“起飛”,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教育投入在經濟基礎上開始加大,吸引一批六十年代畢業的本土學者在負笈遠游、沐浴歐風美雨后又回到本土執教杏壇。這批學者在七十年代起漸露頭角,八十年代已大多形成自己的特色,香港學術的“多元化和個性化”本土特色已開始彰顯并逐漸定型。就在此經濟、教育、研究隊伍快速發展、社會思潮急劇變化之際,發生了一場的關于《紅樓夢》的大爭論。這場爭論雖發生在七十年代的香港,其性質卻是世界性和歷史性的:參加的則是港、臺、歐美背景各不相同的各方面學者,爭論的核心則是如何看待中國傳統學術思想以及中西文化的碰撞,其經過大致如下:六十年代中期,潘重規主持香港新亞學院,他主張將《紅樓夢》解讀成一部政治歷史小說,新亞學院也就此成為當時紅學索隱派的重鎮。這種政治比附的索隱式研究招致徐復觀、李辰冬、趙岡等人的批評。徐復觀化名“王世祿”發表《由潘重規先生“紅樓夢的發端”略論學問的研究態度》一文,(10)批評索隱派研究“是停留在猜謎階段”后,立即招來新亞學院“紅樓夢研究小組”汪立穎的反批評。徐復觀遂以真名發表《敬答中文大學“紅樓夢研究小組”汪立穎女士》,重申《紅樓夢》是一部以作者自身經歷為主的反映家族盛衰的小說,而不是對應清初宮廷斗爭或宣揚反清排滿的歷史小說。此后,“紅樓夢研究小組”的另一位成員蔣在鳳又發表《吾師與真理》對此學說再次重申。(11)在這當中,歐美一些華裔學者如威斯康星大學的趙岡、余英時,巴黎大學的李辰冬等也加入其中,爭論的焦點也由政治索隱和自身經歷之爭轉向是以寫自身經歷為主談家族盛衰,還是以虛構為主、談人生悲劇,遂形成一場爭論者地域和作品內涵都向外拓展的世界性論爭。余英時于1974年發表《紅樓夢的兩個世界》,認為《紅樓夢》中存在著“烏托邦的世界和現實世界這兩個鮮明對比的世界”,而“主要是描寫一個理想世界的興起、發展及其最后的幻滅”,因此它不應被看成是曹雪芹的身世自傳,而是一部虛構為主的描寫理想世界的小說。批判的矛頭指向當時在學界流行的自傳說,認為“半個世紀以來的‘紅學’實際上是‘曹學’,是研究曹雪芹和他家世的學問”。(12)此文一出,趙岡便著文《假作真時真亦假——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為自己學說辯護,認為如果不研究曹雪芹的身世背景,就不會了解曹的創作動機和創作主題(13)。余又接招,從1977年2月至5月接連四期在《明報月刊》上發表文章進行回擊。(14)余英時提倡的不僅是中西研究思想的結合,更意在用西方文藝觀(例如“結構主義”)來改造中國傳統的研究方式(例如“歷史考證”)。在這場爭論中,李辰冬等人對《紅樓夢》研究走得更遠,即從西方文藝觀的“新典范”出發,由人物思想探討引向藝術結構分析,他在巴黎大學的博士論文《紅樓夢研究》既用歷史考證法來研究曹雪芹所處時代的政治、法律、婚姻,更用西方的比較文學來探討人物形象,意在講究知人論世的中國傳統學術與西方當時方興未艾的結構主義間搭起一座溝通的橋梁。我舉這個個案意在證明:中西學術在香港交匯碰撞的結果,可能是互不膺服、各自申張,但更多的是互相融合吸收,促進多元化和個性化的香港學術特色的形成。這種特色的形成和彰顯,不但有益于香港學術的進一步拓展深化,對港澳的學術繁榮起到極大的保護和推動作用,而且也是香港經濟文化發達和提升的內在動力所在。

      三,港澳學者的學術研究多以興趣為旨歸,帶有強烈的個性色彩。大陸和臺灣學者的學術研究包括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受著多種因素制約,大陸學者有指標下達的“科研任務”而且“量化”,申請學術資助又受“課題指南”制約,發表時還要考慮刊物級別,發表后又要收集統計包括“點擊”數之類的“反饋情況”,最后還有一個是否獲獎的考察標準。臺灣學者也差不多:職稱升等,申請中華文化資金、蔣經國資金、“國科會”獎項等都必須有“前期成果”,這樣有時就形成“遵命論文”,是必須完成之任務。而港澳學者沒有這樣的支持,但也沒有這類壓力和拖累,“研究屬自生自發,而非任務之完成。自生自發則以學者興趣為依歸,研究具強烈的個性色彩”,(15)而且學術環境比較安定,學者內心比較平靜,比較能心無旁騖潛心于研究。澳門學者鄧國光認為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之所以能在港澳地區取得較為突出的成就,與此關系極大:這類研究“必待細密的文獻學工夫,不能空言發揮,由是安定的治學環境至為重要。港、澳的高校的環境比較安定,正適合這類專業性很強的教研工作。因此,學術的進程也是和客觀的物質環境相關的”。(16)這種從有無興趣出發來研究,也容易呈現一種散漫無序的自由化狀態,也引起一些港澳學者的不滿和批評:“相關機構未能有效組織學術力量,學者于是隨心所欲,各自表述,以至基礎的文獻研究及專集的文獻整理基本上不在視野范圍,大型專題的研究項目更付闕如。在人才較為集中的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兩所公營高校的中文系,甚至未舉辦過有關唐代文學的研討會。這類人謀不臧的事實,白白虛浪了大量極具潛力的本土學術力量。缺乏組織、關懷、推動,繁榮的局面亦不可能維持下去”。(17)但如何揚長避短,使其學術生態更具合理性,更能激發研究者的鉆研興趣和進取心,這不僅是港澳學術界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也是大陸學術界更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 釋:

    (1)本文參用了鄧國光《港澳的唐代文學研究概況》,見傅璇琮、羅聯添主編、陳友冰執行副主編《唐代文學論著集成》第一卷,三秦出版社2004;鄧國光《二十世紀香港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見《文原》澳門大學出版中心1997;鄺健行、吳淑鈿編選《香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論文選粹》,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的研究成果。
    (2)香港龍門書店1967年版。
    (3)《新亞學報》3卷1期1957。
    (4)民主評論5卷5期,1955。
    (5)分別見《民主評論》15卷4、5期,1964年2、3月和《文學世界》23期,1959。
    (6)珠海學報第六期,1973。
    (7)明報月刊1981年8、9期。
    (8)《水滸傳的來歷和藝術》第三章“水滸傳的煽動藝術”,香港明報出版社1994年版。
    (9)鄧國光《港澳的唐代文學研究概況》,見傅璇琮、羅聯添主編《唐代文學論著集成》第一卷,三秦出版社2004
    (10)《明報月刊》1971年12月號。
    (11)分別見《明報月刊》1972年2月號、4月號、5月號。
    (12)見《香港中文大學學報》二卷1期。
    (13)見《明報月刊》1976年6月號。
    (14)眼前無路想回頭——再論《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兼答趙岡先生》,見《明報月刊》1977年2、3、4、5月號。
    (15)鄧國光《港澳的唐代文學研究概況》,見傅璇琮、羅聯添主編《唐代文學論著集成》第一卷。
    (16)鄧國光《港澳的唐代文學研究概況》,見傅璇琮、羅聯添主編《唐代文學論著集成》第一卷。
    (17)鄧國光《港澳的唐代文學研究概況》,見傅璇琮、羅聯添主編《唐代文學論著集成》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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