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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国的汉学研究(一)

    美国的汉学研究历程

      一、19世纪中期——二次世界大战前

      美国汉学研究的历史脉络应追溯至19世纪,同欧洲汉学一样,美国汉学研究的开端是为19世纪传教士所创立的。Elijah Coleman Bridgman(裨治文1801-1861)是第一位美国汉学家,也是传教士,属于基督教美国公理会。1830年2月25日他从波士顿来到广州,当时中国尚未能公开传教,所以他主要以学习汉语以及进行其他准备工作来做为他的生活内容。1832年在澳门创办并主编《中国丛报》《ChineseRepository》(亦名《澳门月报》)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情况。他自己也在澳?#27431;?#34920;了不少文章,并担任过林则徐和美国公使顾盛的译员。

      除裨治文外,美国早期汉学?#19968;?#24212;提到Arthur Henderson Smith(明恩溥·史密斯1945—1942)与Kenneth Scott Latourette(赖德?#23567;?#33713;托雷特)。明恩溥是美国公理会教士,1872年来华传教,先后居住于天津、山东、河北等地,广泛接触中国各阶层社会,尤其熟稔与下层社会农民生活。他一生著述过十来本著作,每本都与中国有关,其中著名的一本叫做《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国人的素质、中国人的特质》)。这本书写于1894年,作者当时来华传教已22年之久。此书开创了研究中国国民性的先河。是在此领域第一本带有社会学性质的著述,对后世学人影响极深。他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中国观。了解和总结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特征,这也是20世纪初美国汉学研究的主要走向。赖德?#23567;?#33713;托雷特也有着同类著作,他的《中国人及其历史与文化》(1934年初版,1949年第三版)。在这本专著中,作者将中国古代文明的伟大和近代历史的落后做了鲜明的?#21592;取?/p>

      两位传教士,WilliamsA. P.Martin(丁韪良1827—1916)和YoungJ.Allen(林乐知1836—1907)。也是早年美国早期著名的汉学家。他俩的特点在于除了作传教士与汉学家外,长期活跃于中国政坛。丁韪良于1850年与其妻子先来浙江省宁波?#23567;?#20043;后长期在北京同文馆任教。同文馆成立于1862年,是清朝政府为应运外交需要训练培养翻译人员的机构,后来逐渐变成国家培养外交人才基地。丁韪良应邀在同文馆教英文和国际公法,后出任总教习长长达25年之久(1869—1894),其间并曾担任北京东方学会的第一?#20301;?#38271;。他写过不少有关中国文化与社会的文章,但其文章似乎?#20808;?#23569;学术性价值。林乐知在中国的47年间,大部分时间在上海身兼教习、编辑、译书与传教士。其中于1868年创办并主编《教会新报》(Church News)于1879年改名为《万国公报》(A Review of the Times)或(The Globe Magazine),为19世纪第一份介绍西学最集中的期刊。他的译着有十多种,最著名的是《中东战纪本末》。这是本关于中日甲午战争的历史文集。共三编、16卷。初编8卷由蔡尔?#24403;?#36848;,1896年4月出版。他也作西方妇女及其他文化中妇女的比较,?#23567;?#20840;地五大洲女俗通考》(Women inAll Lands)(上海,1903年版)。该书以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为基础来研究中国,并不局限于传教士。一些美国驻华官员在回国后也成了汉学家。其中较著名的例子为Hosea B.Morse(马士·摩斯1855—1934)他在中国税务局任职达33年之久,也包括台湾淡水关税务司在内。当时税务司主要?#36175;?#22269;人管理,因此这位中国通非常了解对外贸易和外交情况。他最广为人知的著作是《TheInternational Relationsof the ChineseEmpire》(《中华帝国对外关系、中华帝国的国?#20351;?#31995;》)两卷分别于1910和1918年出版。其研究资料主要靠政府的档案,但也参考了其他汉学家的研究著作。著作中他将近代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分为三个阶段:1.斗争时期1830—1860年间;2.屈服时期1860-1893年间;3.服从时期1894—1911年间。

      以上呈现的是美国汉学草创时期的轮廓,下面说说美国大学和汉学学术机构在这一时期的创立和发展:

      耶鲁大学  在1877年创立美国第一个中文系。第一位教授是位传教士Samuel Wells Williams(卫三畏,1812—1984)他是最早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之一,也是美国早期汉学研究的先驱者,是美国第一位汉学教授。从1833年10月26日抵达广州,直到1876年返美,在华凡43年。1856年后长期担任美国驻华使团秘书和翻译。曾9次代理美国驻华公使。他一生致力于研究和介绍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位中国通,写作了为数甚多的汉学著作,代表作《中国总论》和《汉英韵府?#36820;?#23450;了他作为美国汉学第一人的学术地位。《中国总论》试?#21450;?#20013;国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是“由美国人完成的、最早的一部关于中国的综合性学术论著。?#20445;‵ar Eastern Quarterly。1955年11月刊。P3)。他的汉学著作对于近代西方人了解中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876年,他从外交职务退休回国,1878年受聘担任美国第一个汉学讲座耶鲁大学汉学讲座首任教授,成为美国第一位职业汉学家。1881年,卫三畏还被选为美国东方学研究权威机构美国东方学会的会长。卫三畏在华期间,集传教士、外?#36824;?#21644;汉学家于一身,是早期中美关系史和文化交流史的一个缩影。卫三畏在耶鲁建起美国第一个中文图书馆。第一位将中文书籍赠与耶鲁的则是中国留学生容闳(1828—1912)。原名光照,族名达萌,号纯甫,英文名YungWing,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外交家和社会活动家。容闳是,他是第一位在美国毕业的中国留学生,于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是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在清末洋?#35048;?#21160;中,他因促成并且经理了两件大事而彪炳史册:建成了中国近代第一座完整的机器厂–上海江南机器制造局;组织了第一批官费赴美留学幼童。在中国近代西学东渐、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中,容闳都有不可磨灭的?#27605;住?/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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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第一位中国留学生容闳  广东珠海容闳学校容闳铜像

      耶鲁大学中文系的?#22363;?#20154;是卫三畏的儿子卫斐列(Frederic Wells Williams)教授。1900年,卫三畏的儿子卫斐列?#22363;?#29238;?#25285;?#25104;为耶鲁大学现代东方历史的助理教授。

      哈佛大学  1877年2月,曾在中国生活了15年的的Framcis F.Knight(鼐德),根据自己多年的生活体会,针对美国在华商务和传教事业的需要,致信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W·埃利奥特(Charles·W·Eliot),提出募集一?#26159;?#20174;中国聘请一位教师,在该大学建立中文讲座的建议,其目的是通过学习中文,培养一些年轻人,为他们将来在中国政府供职提供条件,增强他们在中国进行商业贸易的能力。鼐德生于美国麻萨诸塞省波士顿,早年来中国营口经商,创办了旗昌洋?#23567;?#33258;1864年起,除担任美国驻营口领事外,还兼任瑞典、挪威、法国、荷兰、德国、日本等国驻营口的领事或副领事。当时学习汉语,一般?#23478;?#21040;中国来。鼐德提出把?#40092;?#35831;到美国,属于比较独特的想法。在当时西方的汉学圈子里,对此也有激烈的争论。但是鼐德勇于坚持自己的意见,而且他特别具有实干的精神,从教材到?#40092;?#30340;生活,从中文班的学生来源到这些学生将来的出路,每一个细节他都考虑得非常周到。哈佛作为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发展到19世纪下半叶,系?#32856;悠?#20840;,实力更?#26377;?#21402;。中文教学在美国的高等教学中还很罕见,?#25945;?#21040;底在美国开设这一教学的余地有多大,无疑极具挑战性,也为哈佛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空间。所以,当时的校长埃利奥特以他的?#37117;?#21331;识,大力促成了这件事。鼐德为此募集了8750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为数不小的数字,设立一项专项基金,

      委托担任清朝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帮忙物色赴美中文教师。赫德?#32844;?#27492;事托付给任?#28595;?#27874;税务司的美国人杜德维。早在康熙年间,宁波就是中国四个对外通商口岸之一,1844年开埠以后,与外国的贸易往来更?#24736;?#32321;,人们的思想比较开放,赫德认为在宁波更容易找到?#40092;?#30340;人选。经过仔细考虑,杜德维选中了41岁的中国学者、也是自己的中文?#40092;?#25096;鲲化(Ko Kun-hua of Ningpo)。戈鲲化(1838—1882),字砚畇,一字彦员,?#19981;?#30465;休宁县城人,是为举人。弱冠之年,由于?#25913;?#20808;后去世,?#23736;?#20070;不成,从军幕府?#20445;?#22312;清政府平定太平军的将领黄开榜的身边当了五、六年幕僚,奔走于吴楚之间。此后又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任职两年,便“移砚甬上?#20445;?#26469;到英国驻宁波领事馆任翻译生兼中文教师,时间长达15年之久,其间“曾捐得宁波候选同知,蓝顶戴,属九品官中的第五品”。出版?#23567;?#20154;寿堂诗钞》和《人寿集》著作两部,在当时中国文化圈中颇有名气。戈鲲化被选中,大致有这么几个原因:其一,他当时是英国驻宁波领事馆的翻译生兼中文教师,已成功地教出了一个法国学生、一个英国学生和杜德维这个美国学生,具有对西方人实施中文教育的经验;其二,他已有长达十几年的外国驻华领事馆翻译生的工作经验,具有丰富的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其三,他是个熟谙中国文化的作家、诗人和教师,出版?#23567;?#20154;寿堂诗钞》和《人寿集》著作两部,在当时中国文化圈中颇有名气。而他土生土长的南京口音官?#22467;?#27491;好符合哈佛大学的要求;其四,他正因为在上海一家刊物上发表了批评官员行为的言论文章而遭到官府惩办的威胁,愿意离开是非地赴美执教。难怪戈鲲化任职单位的上司、英国驻宁波领事馆的固威林理?#40065;疲骸?#22312;我看来,作为一名?#40092;Γ?#27809;有比戈先生更?#40092;?#30340;人能担任现在这个职位了。”

      戈鲲化与哈佛大学的赴美执教合同书是1879年5月26日在上海签订的,哈佛大学方签字的是校长委托的代表人鼐德,该合同书规定戈鲲化在美执教的时间为3年,即1879年9月1日至1882年8月31日。抵达哈佛后,戈鲲化在1879年10月22日正式开课,他的第一份教材是一篇小说。戈鲲化在哈佛开馆授徒,但学生并不局限于本校人士,任何?#34892;?#36259;了解中国的学者,或者希望从事外交、海关、商业及传教事业者,只要缴费就可选修他的课程。戈鲲化每周上五天课,?#30475;?#19978;课他?#23478;?#31359;上官服,要求学生尊师重道。他还为哈佛的教授们特别开设了中国诗文讲座,有时还应邀到教授俱乐部去演讲。1880年,戈鲲化以他的特立独行和厚重的中国文化背景成为哈佛大学毕?#26723;?#31036;上令人瞩目的贵宾。

      在哈佛,戈鲲化的教学以其丰富的内容、充分的准备和高度的技巧著称,深受学生和同事的好评。戈鲲化是作为语言?#40092;?#34987;聘任的,但他的文化自豪感决定了他更想做一个文化传播者,而不仅仅是语言?#40092;Α?#20182;选择的载体是中国诗歌,因为“诗言志?#20445;?#35799;歌是非常民族化的,融合了民族精神。作为诗人的戈鲲化,用中国诗歌的魅力和中国诗人的气质,感染了从未接触过中国戈鲲化任教场所文化的美国人。戈鲲化意识到在美国传播中国文化,诗的价值。为此,戈鲲化专门编纂了中文教材《华质英文》(ChineseVerseandProse)。这本教材?#36824;?#20315;大学称作“有史以来最早的一本,中国人用中英文对照编写的,介绍中国诗词的教材”。此书是戈鲲化的15首中文诗,?#25509;?#33521;文译文,且?#25509;?#33521;文注解。戈鲲化就是这样成为向美国输出中国文化先行者的。

      戈鲲化赴美执教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3年,随即去世,享年44岁。然而由于他的敬业和才能,依然创造出三个“第一”的纪录,永远留在中美文化交流史册上,这就是:登上哈佛讲台的中国第一人,奠基燕京图书馆戈鲲化的第一批图书和编撰出第一部由中国人为西方人写的中国文化教材。正如美国朋友在戈鲲化?#30475;?#20013;讲的,“通过戈鲲化的言行,我们发?#33267;?#20154;与人之间存在着?#20540;?#33324;的关系。”哈佛大学神学院院长埃里福特讲的戈鲲化,以美国社会的习俗拜访美国客人;以中国礼仪?#20889;?#32654;国客人,是一种交流的智慧。这种交流的智慧被埃里福特视“能在新旧两大文明间进行沟通交流”的佐证。美国著名的《波士顿周日晨报》、《波士顿每日广告报》、《每日图画报》等?#25945;?#36830;续刊发了戈鲲化教授逝世的消息及回忆、纪念他的文章。哈佛大学的?#30475;?#20013;甚至这样评价戈鲲化:“我们在中国大圣人孔子身上可以发现类似的品质。”

      过早结束了生命旅程的戈鲲化,没有来得及把他在美国的收获带回国内,用他的学识来推动中国的进步。比起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作为第一个出国到西方任教的学者,戈鲲化的身后是寂寞的,一百多年来,他的名字几乎不为世人所知。但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他的美国之行所体现出来的意义,无疑应该受到充分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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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鲲化和他任教的哈佛大学神学院

      加州大学柏克利?#20013;! ?895年。参议员爱德华·汤?#25112;?#26031;(Edward TompKins)以地产5万美元在设立首个以“阿加西斯”命名的东方语言文学讲座教授席位,聘请英国汉学家傅雅兰·傅赖尔(John Fryer,1839—1882)担任教授。傅雅?#23478;?#26159;一位汉学家,1860年后来中国,长期担任李鸿章的江?#29616;?#36896;总局的译书工作,翻译过?#31471;?#24335;集要》等100多种科技著作,并与中国近代化学启蒙者徐寿一起创办上海格致书?#28023;?#36825;是中国最早的科学教育机构之一,并定期举办讲座,编辑过中国最早的科技期刊,为西方科?#38469;?#20837;中国做出过巨大?#27605;住?#20613;雅兰到柏克利?#20013;?#21518;,把他收藏的中文书籍包括他的中文译著?#36291;?#29486;给柏克利,并帮助该大学创建中文图书馆。为该校汉学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哥伦比亚大学  1901年,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卡本蒂埃(1824—1918)将军捐出10万美元,创立中文系。他的仆人也是被当成“猪?#23567;?#21334;到美国的华人丁龙也捐出12000美元,这让他深深感动和敬重,于是又捐出113000美元。哥伦比亚大学第一位汉学教授是德国汉学家夏德(Friedrich Hirth 1845年-1927年)。清同治八年(1870年)来华,在厦门海关任职,此后27年在中国各地海关执勤,历任副税务司、税务司等职。1900年,德国政府曾就中国支付庚子赔款事项咨询其意见。在华期间精研汉语和中国历史,尤长于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旁及中国文字、艺术、工艺、和家猫。回国后曾?#25991;?#23612;黑大学教授。1902年应聘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首任汉语文教授。1918年夏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夏德从哥伦比亚大学退休返回故乡慕尼黑,但?#21592;?#32789;不缀。1927年夏德在慕尼黑逝世。夏德汉学研究著述甚丰,且研究精当,西方汉学界备为推崇,将这一时期称为“夏德时代”。他的《中国和罗马人的东方》(China and Roman Orient,1885)是一部关于中国和西亚交往史的力作,也是作者成名之作,全书集刊汉籍中有关罗马辖下亚洲各省的记载,?#25509;?#35793;,对历史、地理、物产等诸方面均有考证研究。所著《中国古代史》(1908)、《论中国美术的外?#20174;?#21709;》(1896)等论著也有一定影响。关于匈奴、?#22238;?#31561;古代民族,著?#23567;?#35770;伏尔?#26377;?#20154;和匈奴》(1899)、《暾欲?#32570;?#36299;》(1916)等。此外还译注了《史记·大宛传》、民国元年(1911年)和美国汉学家柔克义合作将?#26410;?#36213;汝适所著《诸蕃志》翻译成英文。

      除上述之外,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夏威夷大学也都是较早建立中文或东方语言文科系的院校。

      这个时段美国汉学研究机构主要有:

      哈佛燕京研究所:哈佛燕京学社  1928年?#23578;?#21451;Charles M.Hall的“遗嘱执行委员会?#26412;?#36192;650万美元成立。此机构的成立对哈佛大学的汉学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譬如该校聘请了欧洲著名学者,如法国汉学家伯希和(1978—1945)等人来校讲学。学社创建了哈佛燕京图书馆,东亚系的历史考察,展开中美双方互派学者研究计划。大大增加了中文藏书,由1925年的6000册增加到1932年的75000册。哈佛燕京学社的第一任所长是法籍俄国人叶理绥(1889—1975)他在哈佛大学推行法国式的汉学教育,创立了由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学系和哈佛燕京学社联?#40092;?#20104;的博士学位制度。

      哈佛燕京学社也得到一些中国学者的帮助,尤其是杨联昇和洪兴。杨联昇(1914—1990)是中国经济史专家,长期任教于哈佛。洪兴(1893—1980)是中国燕京大学文学?#36203;牛?#20043;后到哈佛燕京学社任职,对沟通美国哈佛和中国燕京大学起着重要作用。

      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American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简称ACLS)该会于1928年成立“远东研究委员会?#20445;–ommission on Far Eastern Studies);又于1941年创立?#25226;?#27954;研究学会?#20445;ˋ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AAS),出版?#23567;对?#19996;?#31350;罰?941—1956)1956年以后改名为《亚洲研究期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这个时段在美国进行汉学研究和教学的出色汉学家,除上述诸位外,还有:

      白得尔德·劳费尔((Berthold Laufer)1874-1934)  这是一位德国汉学家,出生于德国科隆市,肄业于柏林大学,1897年在莱?#20219;?#22823;学获博士学位。通晓波斯文、梵文、巴利文、马?#20174;鎩?#27721;语、藏语、蒙古语、满语和日语。1901年参加由美国大金融家、慈善家雅可布·亨利·席福(Jacob Henry Schiff)资助的考察队到中国考察。从1901年至1904年,劳费尔?#33267;?#23548;了赴中国的席福?#36739;?#38431;(Jacob H·Schiff Expedition)。此行的目的是就一些文化和历史问题在中国进行调查探索和寻求文献文物,并获取人种学的一些资料和信息。在这次考察中,劳费尔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搜集了一大批中国汉代陶器和玉器。在此基础上先后出版了《中国陶器》、《中国玉器考》等若干种研究专著考察结束后,他担任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种学部助理(1904-1906)。1905年他受邀担任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讲师,1906年开?#21152;?#25285;任东亚语言学讲师,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至1907年。1908年,劳费尔受邀赴芝加哥市费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the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任职。1910年起到美国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任该馆人类学部主?#26410;?0多年。1934年突然跳楼自尽,原因不明。

      劳费尔在美国,被认为是非常杰出和有价值的学者,他极大地丰富了美国的汉学研究、远东研究。他在藏学方面的论著主要有:校订本《诸相》(印度造像学古文献的藏译本)、《苯教十万龙经研究》、《西藏人的语言学研究?#32597;?#31655;经》、《论下?#24188;謜a,西藏语音韵学研究》、《关于藏文苯教史著作》、《德累斯顿皇家图书馆藏文手稿目录》、《两则米拉日巴的传说》、《米拉日巴的生平和道歌》、《勃律语和莲花生的历史地位》、《康熙版甘珠尔》、《西藏赞蒙的故事》、《?#32599;?#30340;鸟卜》、《藏语中的借?#30465;貳ⅰ?#34255;族文字的起?#30784;?#31561;。他的《中国伊?#26102;唷?#19968;书,自称是研究“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27605;住?#30340;,并且“着重于栽培植物及产品之历史”的一部科学史专著。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美国汉学的发展也少不了中国学者的帮助,除上述诸位外,还有:

      陈授颐、王天目、李绍章、赵元任和梅光迪等。陈授颐在芝加哥大学首次开设汉语讲座;王天目在夏威夷大学开设中文系。两年后离开,由李绍章接任并成立东方系所。赵元任是位语言学家,也是中国语言学创始人,被称为汉语言学之父。自1939年至1947年担任耶鲁大学客座教授,并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编辑《汉英大词典》。梅光迪是著名的西洋文学专家和中国传统文化专家。1924年至1927年担任哈佛大学教授,以后?#21483;?#22312;波士顿一带教书直至1936年夏。

      二、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美国在亚洲及远东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根本改变其对东亚研究的态度。二战后美国出?#33267;?#19968;股中国研究的潮流。美国华裔汉学家杜维明把它叫做“一种反汉学的中国研究”。此?#20013;?#30340;中国研究走向始于二战中的“敌情研究”。二战时期美国研究日本,冷战时期研究苏联,韩国战争时研究中国。在日本敌情研究中,最基本的目的为训练从语言入?#21046;?#35793;其军事方面密码的人才。当时一大批人才中著名的有Benjamin I.Schwartz(史华慈1916-1999),相关研究经费来自National Defense Act(国防法案)。包括六种外语,中文即其中之一。当时为了研究中国有庞大的款项拨进学术界,对象为“Contemporary China?#20445;?#24403;代中国研究)。以哈佛大学为例,在此将汉学转向现代中国研究的过程中John King Fairbank(费正清,1907-1991)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是?#24052;泛?#20013;国通”、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也被称为美国“ChineseStudies(中国研究)”的开山?#30002;妗?#36153;正清以哈佛大学为其中国研究系统化与专业的基地,其中培养了一大批所谓“中国问题专家”或“中国通”。在目前美国重点大学中,一大批中国历史教授是他的学生。总览费正清的汉学著作,可以发现以下三个明显特征:

      第一,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和实践。传统欧洲的汉学是以中国语言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这似乎是一种象牙塔中的学问,是为研究而研究为学术而学术。当然这种为求知而求知也是需要的。但费正清的学术思想和实践与他们根本不同。他没有系统阐述过他的学术思想。在1968年任第83届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演说中,他毫不讳言自己是主张经世治国的。他相信「研究应当具有实际的效用」「学者的责任不仅在于增加知识,而?#20197;?#20110;教育公众在于影响政策」。他在自己毕生的学术研究中始终?#24247;?#21382;史与?#36136;?#30340;联?#25285;康?#23398;术研究与?#36136;?#25919;治的关系。他也以这种观念影响他的学生使他们感到自己肩负着把?#40092;?#30340;这种「较少狭隘性而较好准备了解东亚的自由的、?#36136;?#30340;美国观念发扬光大」的责任。这是他的特殊经历及所处的特殊时代所造成的。

      第二,使用中国的档案及原?#38469;?#25454;研究中国历史。在费正清之前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对外关系史的学者如英国的H. B.Morse(马士)、法国的Henri Cordier(高第?考?#24076;?849-1925)、美国的Tyler Dennett(丹涅特,1889-1949),他们几乎仅仅根据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档案资料来研究中国对外关?#25285;?#35748;为仅有西方的档案和西方的观点就够了,中国的数据是不可靠的,中国的观点是不需要的。他们的著作?#32454;?#35828;来只是英国、法国与美国对华关系史,而不是中国外交史。费正清与他们不同,他开启了使用中国档案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新风。

      第三,费正清的中国研究以现代化理论为主要?#20613;肌?#27492;?#36136;右案?#25454; Arnold Joseph Toynbee(汤恩比,1889-1975)所?#25945;?#25112;与响应的理解模式,即研究中国如何对西方进行响应。一方面希望美国了解中国,另一方面也希望中国了解美国。「其重点当然放在美国利益上」。费正清认为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主要是由于西方的入侵??这在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结构?#21592;?#21160;,中国对西方的反应表现为一系列的改变、改革及革命??如此一来便形成了现代中国的面貌??此种史观――即先进的、有活力的西方刺激了、带动了落后的、停滞的中国――尤其是受到中国大陆历史学家的批评,指其暗含白种人、西方人?#26049;礁校?#19988;分割了近代与前古代。使近代中国变成没有源头的水,或像是没有根的树。

      费正清作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和教授所以能吸引大批优秀学生,除了费正清筹款有方,他作为?#38469;?#30340;个人魅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至今,他的学生们,如今美国各大学中国研究的带头人们,仍然满怀深情地回忆起他们?#38469;?#30340;关注与教诲,许多学生称他?#26696;盖住?#25110;“教父”。当时哈佛大学的教授大多是难以接近的,令学生敬而远之。费正清却平易近人,学生要找他求教或商?#35838;?#39064;,他从不拒绝。他慷慨地让他的研究生使用他的书房,只是用过的书必须放回原处。许多人就是在他的书房里开阔了眼界,知道了中国研究的山外青山。费正清对学生十分负责。学生交给他的论文,他常常在48小时之内返还,并附上整整一页或两页的批语,从内容、风格到标点符号的使用都提出具体意见。费正清并不企图支配、控制学生,但他总是让学生们感觉到他的存在,感受到他的影响。他让学生自己?#40092;?#21040;该做什么,让学生自己提出想法,然后他再提出意见和建议,使学生的计划变得更加合理和完善。他的学生柯文(Paul A. Cohen)记得,费正清是如何谨慎地激发他对美国在华传教士问题的热情,“他巧妙地把诱饵装在钩子上,于是我一点一点地去咬”。他的学生、徐继研究专家龙德威(Fred Drake)称,费正清改变了他的生活。费正清常对他的学生?#25285;骸案?#20013;国研究是件容易事!只要你跨进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与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学之间的第一层就行了,这就像一架自动?#26234;佟!?#20182;就?#21069;?#23398;生一个一个地领进第一层,然后指引他们一层一层地往上?#23454;恰?#36153;正清以自己独特的方?#25509;?#36896;自由讨论的学术空气,把众多弟子笼络在他的周围,他特别得意的办法是星期四下午的茶会周四下午茶会成为费正清雷打不动的制度,保?#33267;?3年之久。费正清自己认为“这些茶会帮助我的学生组成了一个友好相处、志同道合的共同体?#20445;?#26159;他一生中最值得?#19988;?#30340;“发明”。

      费正清深知出版研究成果对培养人才和发展中国学的重要性。为此他筹集款项,从1956年起出版哈佛东亚研究丛书。在第一个10年共出版了37种,第二个10年出版了103种,1970年和1971年出书最多,共43种,创造了每月两书的记录。其中4/5以上的著作是关于中国的。费正清对许多书稿给予认真的?#20613;肌?#20026;了培养和鼓励年轻学者,费正清还撰写了大量的书评。书评在他的著作中,尤其是后期的著作中占了相当大的?#33267;俊?/p>

      费正清一生著作等身,其代表性的汉学著作有下列几种:

      1、《美国与中国》这是费正清的第一本著作,也是他多年研究所著的一部研究中国历史及中美关系的力作,它是美国汉学研究的代表作之一。该书并没有像一般历史著作那样追求细节的翔?#25285;?#32780;是提纲挈领地简略介绍中国的自然环?#22330;?#21382;史演变、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以及中美关系的过去和现状,这样的介绍正符合对中国和中美关系了解不多的美国公众的需要。本书第一版于1948年问世,立即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获得较高评价,被称为经典著作。此后,他又不断补充修订,在1958、1971、1979、1989年分别出了第二、三、四、五版,发行了数十万册,成为西方有关中国问题著作中最畅销的作品之一。在此后的几次再版过程中,费正清增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30年的历史,完成了对中国历史从传统到现代的完整考察。《美国与中国》研究的是中国的过去与现在,并从中国的历史发展和演变过程?#27835;?#20013;美关系。作者的目的在于通过介绍、?#27835;?#20013;国的历史传统和现状,使美国人了解中国,从而消除中美两国的隔阂和误解,进而改善中美关系。后来尼克松在准备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时,《美国与中国》也是他了解中国与中美关系的二三种参考书之一。

      2、?#30563;?#26725;中国史》作为美国中国问题研究的主要组织者,费正清还做了很多有益的学术普及工作。他主持编写了有关“东亚文明”、“中国问题”的教科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曾经主持编写过一套15卷?#30563;?#26725;中国史》,中译本为?#30563;?#26725;晚清史》、?#30563;?#26725;中华民国史》、?#30563;?#26725;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及《伟大的中国革命》。?#30563;?#26725;中国史》从1966年开始策划到1991年最后一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付印,为时共25年,每卷都由学科专家执笔,最后由资深编辑总成,向世界介绍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演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堪称为一项有影响的跨国工程。这套书凝聚了费正清的大量?#38590;?#20182;不仅担任主编,而且也是主要的撰稿人之一。自1966年始,他与来自世界各地12个国家的100多位中国研究专家为?#30563;?#26725;中国史》撰稿,使这部巨著基本上?#20174;?#20102;当代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准。

      3、《观察中国》这是一本二十六篇论文的合集,其中大部分是书评,多数刊登在?#26460;?#32422;书评》上面。但是,费正清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将这些书评合集成册,而是重新编辑、删减、修改,将零散的片断加以重新组织,于是,这些书评就被分成不同的关于中国近现代以来五大历史主题: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中国的革命领袖与其人民的关系、二十年的敌对之后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文化大革命、近来一些美国人对中国问题做出判断的尝试,其价值远非单纯的论文集可比。《观察中国》于2001年由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傅光明翻译。

      4、?#26007;?#27491;清中国回忆录》费正清weiyi的一本个人自传。在?#26007;?#27491;清中国回忆录》里,费正清回顾了自己长达50年的中国情?#25285;?#35762;述了他半个多世纪与中国有关的生活与工作,记录了他对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敏锐观察和精辟?#27835;觥?#36153;正清以博学而洒脱的风格,风趣、清新的笔调,将自己的经历和观察?#21578;?#36947;来。对读者而言,?#26007;?#27491;清中国回忆录?#26041;?#19981;仅仅是一本简单的个人传记,而是读懂中国历史的一本重要著作。他的研究和观点不仅影响了几代美国汉学家和西方的中国学界,而且直接或间接影响了美国政界和公众对中国的态度、看法以及政府对华政策的制定。他既是历史的观察者,也是历史的亲历者。这本书和基辛格的《论中国》、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陶涵的?#30563;?#20171;石与现代中国》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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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正清《中国老友记》中费正清夫妇与周恩来、乔冠华

      70年代诸多年轻一代的美国历史学家,其中也包括费正清的学生开?#32426;黄?#36825;一模式。他们逐渐?#24247;?#20013;国传统社会的本身自变性,承认在西方侵入中国以前,中国社会已经出?#33267;?#32467;构?#21592;?#38761;的因素。1984年,费正清的学生、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与历史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顾问Paul A. Cohen(保罗?科文)出版了一本总结自他的?#40092;?#20197;来美国史学界中国研究的著作《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探究中国历史:美国研究现代中国史的著作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他认为「挑战反应」模式为西方中心论在美国和学界的?#26377;??而必须加以批?#26657;?#25353;保罗?科文这模式至少有两个主要缺陷:一是忽视了中国和西方同时都是两个变体,而不是两个一成不变的概念;二是它影响了中国研究的全面发展。如此一来,根据此模式只注意中国社会受西方影响,而忽略根深蒂固的中国社会特征。费正清的另一位学生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著名清史和中国近代史专家、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Philip A. Kuhn(孔复礼)的著作《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China: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1796-1864》(晚近中华帝国的起义及其敌人:军事化和社会结构,1796—1964年间)(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追求将中国社会方面的本身变化因素呈现出来,如人口大幅增加、通货膨涨指数很高、商品经济的发展等因素。

      中国学者也有类似的回应。代表人物一为林毓生(1934—),他是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的历史系教授,专长是中国思想史。其代表性著作《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The Crisis Consciousness:Radical Antitra 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Wisconsin University Press,1979·11)。另一位是张?#22467;?937—),香港科技人文学部教授,哈佛大学博士。其代表作是?#35835;?#21551;超和中国知识界的转向》

      (Liang Qi-chao andTransition in China,1890-1907)(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根据杜维明的介绍,这批汉学家的主要论述有两个部分:一是使中国研究成为与?#36136;?#26377;相关性的科学,并通过国防预算拨款来进行这一项工作;二是?#24247;?#30740;究当代中国一定要研究中国现代史??而研究中国现代史一定要研究清史,“汉学与社会科学的结?#29616;?#19981;过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或之后迫不得已而勉?#30475;?#21512;而成的”。在这种发展背景下我们可以注意到一种汉学研究方面的典范转变:以前美国人以法国巴黎汉学研究,如伯西和(Paul Pelliot,1878-1995)等学者为标准追求之。而后一方面以新的理论及积极的社会科学方法;另一方面则以传统的“小学?#20445;∕icro-Sinology)?#30784;?#32771;证学」或「考据学」方法。芮?#36136;伲ˋrthur F. Wright ,1913-1976)认为根据传统汉学不得不作一门西方学术研究落后及发育迟缓的领域。但有趣的是Fairbank 和Wright都于1930年代在英国牛津作研究,不过并非以汉学家而是以历史学家的身分。T.H.Barrett认为像他们这样的美国学者,对欧洲中国研究模式开始鄙视。美国区域研究的兴旺发达时期(1960年代)总括了此种感受及看法。此种发展也深度影响到欧洲学研究的模式与内容。“区域研究?#20445;ˋrea Studies)的概念成为显学。由于结合了针对区域的专业知识与(当时看来似乎是)扎实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20174;?#36328;学门所带来的挑战作引领研究的动力。学者期待中国研究对于跨学门与跨领域的诸多主题能有所?#27605;住?#23398;术风气的转移,对传统式的中国语言、文化、哲学、文学研究被普遍认为过时?#20063;?#20855;吸引力。18在此背景下容易了解这典范转变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美国教育以欧洲所谓「古典汉学。而此种态度也包括对中国历史研究的?#26723;停?#20026;了更了解当代的中国。美国自1945年以来已开始建立其当代中国的数据库,此与美国当时亚洲政治角色与军事情况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从那时在美国开始中国研究已是一件成功的事。当代美国大学中有多少中国研究的学术机构,根据Barrett的统计大概有一百多个。不过许多「真正」的中国研究者也在不同科?#31561;?#21382;史系、社会学系、政治学系等而做教学与研究的工作。

      三、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前(1949—1979)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经受麦卡锡主义的?#29616;?#32771;验,研究工作几乎中断。麦卡锡主义对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影响很大,?#26460;?#32422;时报》和?#26460;?#32422;先驱论坛报》从1945年到1950年发表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文章,其中有22篇文章的作者被麦卡锡列入黑名单。从1952年到1956年,在这两种报纸上再也见不到这些学者的名字。60年代?#36136;?#21040;越南战争和中国“文化革命”的影响。尤其是侵越战争,导致美国国内规模庞大的反战浪潮,动辄出现几十万人向首都华盛顿进发的示威浪潮。出于对?#33268;?#25112;争的强?#20063;?#28385;,许多原来是美国亚洲研究协会的成员,?#36861;?#33073;离研究会,另行组织成立“关?#38590;?#27954;学者委员会?#20445;?#20182;们反对美国垄?#29486;时?#23545;中国研究的控制,反对美国推行侵越战争、敌视中国的政策,主张美国应承认中国。在美国国内引起很大的反响,为当代中国学研究提供新的发展机遇。

      20世纪60年代末期,正当年轻一代学者对美国?#33268;?#25919;策强?#20063;?#28385;、对自己前途感到迷惘之时,中国的“文化革命?#22791;?#20182;们带来意识形态方面的新的?#28595;?#24335;?#20445;?#24341;发了他们对中国问题研究的一次思想革命。文革时期的各种小报、资料像洪水般涌入美国,为当代美国中国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大批丰富的、但是有点不可靠的文件破天荒第一次使外部观察得以对中国政治制度各阶层进行幕后观察。这?#20013;?#30340;信息使得中国政治研究有可能从一般转向特殊,从正?#38454;?#21521;非正式([美]哈里·哈丁著、子华泽:《中国政治研究:即将出现第三代学术研究》,《国外社会科学》1984年第11期。)研究内容也由表层向深层次发展,中?#30446;?#39064;围绕“文化革命”展开。包括“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国家结构是什么?”等研究领域涉及教育、公共卫生、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工业管理、科学与?#38469;酢?#23448;僚政治的管理、学生上山下乡?#20219;?#39064;(注:[美]哈里·哈丁著、子华泽:《中国政治研究:即将出现第三代学术研究》,《国外社会科学》1984年第11期。)。出?#33267;?#19968;批影响较大的作品,如鲍大可的《中国共产党的?#20013;?#25919;治》、鲍姆的《革命序幕?#22909;?#20826;和农民问题》、埃斯波西托的《中国大陆的文化革命,科学政策和科学发展》、霍夫曼的《中国的工人》、伯恩斯坦的《上山下乡:中国青年从城市到农村》、林德?#32431;?#30340;《中国:革命社会的管理》、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30784;?#31561;。还出版一批传记著作,如施拉姆的《毛泽东》、迪特默的?#35835;?#23569;奇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罗宾逊的《林彪:一位中国军事政治家》、维特克的?#30563;?#38738;同志》等。大多数汉学家试图?#25945;?#25991;化革命发生的社会根?#30784;?#36153;正清则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寻找文化革命的根源,将中国社会分为两大部分:一类是居住在农村的为数极多的农民;另一类是城市里的知识分子和官员,他们是社会的上层。他认为文革造反的红卫兵虽然并非农民,但他们在这场运动所暴露的落后的农民意识是显而?#20934;?#30340;(费正清:《对中国社会变革前景的展望》,转引自王?#22885;?#33879;:《走进东方的梦》,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189页)。研究中国文化革命的美国汉学家中,有一部分人非常?#24247;?#24847;识形态的作用,在他们看来,文化革命?#20174;?#20102;各种思想的冲突,中国领导集团的?#33267;眩?#26159;由于在中国革命的目标,在如何治理中国,开发中国?#20219;?#39064;上的意见分歧所造成。所以,对文化革命渊源的?#27835;?#24517;须包括思想观念、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以及文化政策等各方面问题,尽管研究者努力从各个层面去?#27835;?#35299;释文化革命的起源和实质,但因他们置身局外,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中,他们的研究总会有一?#27835;?#37324;看花的隔膜感觉,不可能对文化革命产生的直接原因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有真正?#40092;丁?/p>

      随着美国侵越战争的失败,中美关系的逐渐?#27721;停?#32654;国中国学研究出?#20013;?#30340;动向。1969年,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美国历史协会年会发表演讲中专门论述了研究中国问题的迫?#34892;裕?#25351;出美国所以在亚洲遭到接而连三的失败,就因为“不了解亚洲,执行错误的政策”。他呼吁,美国“历史学界必须把中国古老的格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变为新时代的东西,必须为与中国和平共处而斗争并取得胜利。”?#24247;鰨?#19981;了解中国的实?#26159;?#20917;,这一切使我们比往常更陷于危险的境地。”作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的费正清在会上提出了20世纪70年代研究东亚的主要任务。需要培养精通业务的人材,“但领导必须?#23578;?#24544;美国方式及其政策的人来担任”。所?#21483;?#24544;美国方式及其政策,实质上就是为美国的扩张目的服务,符合美国的价值观念,帝权观念,商业利益,使命?#23567;?#35828;到底是研究中国服务于美国的全球争霸战略。费正清认为:“中国太弱了,它不能征服世界,但是它又太大了,世界不能?#32536;?#23427;,所以中国在世界的最后地位,特别是美国和中国的关?#25285;?#22312;人类生存的议事日程上就显得非常重要。”费正清的演讲对推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起了很大作用,到1970年初,美国“关?#38590;?#27954;学者委员会”会员已超过5000人,委员会于1971年、1972年先后派两批人员来中国访问,出版《通?#19969;?#21644;《会刊》。1972年尼克松访华,与毛泽东、周恩?#21019;?#24320;中美关系的大门,美国来华访问人数逐年增加,这些人归国后,立刻在美国掀起中国热,美国的报纸、?#21448;?#21450;文学作品开始大力宣传中国,中国成了传奇社会。“关?#38590;?#27954;学者委员会”代表?#27431;?#21326;后出了一本题为《中国,在人民共和国》的书,称“对中国一个突出印象是,这个国?#39029;?#28385;生机,人们热情、幽默,充满为祖国献身精神”

      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学者对中国?#40092;度跃?#26377;一定的片面性。主要原因在于?#28023;?#19968;)“文革”时期红卫兵的材料无法鉴别和比较,不真实的材料成为美国学者?#40092;?#20013;国的主要依据,“非正常状态被当成了中国社会的正常状态来?#40092;丁保?#27880;?#27721;?#24179;:《美国当代中国研究四十年概述》,《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二)这个时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还处于动荡之中,社会变革内在规模还被歪曲,美国对中国的了解仅仅是局限于表面,有的只是充满幻想或盲目崇拜,有的只是出于一种反战、反政府情绪需要,从而自觉不自觉地寻找一?#20013;?#30340;统?#25991;?#24335;。所以,到了70年代后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门打开,?#34892;?#32654;国学者来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后,又觉得失望,感到原来想到的和现在看到的有很大差距,加上中国内部进行拨乱反正,又使一些研究中国学的人对中国进行盲目攻击。不过,中美关系大门打开后,确有一批著名美国中国学家相继出版了许多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如鲍大可的《前途未卜:中国向毛以后的时代过渡》、奥克森伯格编著的《中国的发展经验》、亚历山大·埃克斯坦的《中国的经济革命》、艾?#20303;?#24800;廷的《中国70年代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内森的?#37117;?#20307;领导的前景》等。这些著作较以往相?#20219;?#35770;是学术水平还是思想内容都有很大提高。1973年11月,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主持召开“关于优先考虑中国学研究和筹?#21490;?#23637;”会议,与会中国学专家们一致提出“把中国学研究作为全国性事业?#20445;ā?#22806;国研究中国》第1辑,第91、91、95—98页。)。指出“今后十年一定要继续发展当代中国的研究,努力提高社会科学方面的专门知识,并且要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20445;ā?#22806;国研究中国》第1辑,第91、91、95—98页。)。1972年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以后,为了配合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中美关系问题成为美国的中国学家关心研究的一个主要课题。70年代初相继出版了鲍大可和赖肖尔合编的《美国与中国:第二个十年》、费正清修订再版的《美国与中国》、费正清的《被发现的中国:它在中美关系中的形象和政策》等专著和论文。为适应美国发展对华关系需要,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关于美国应如何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辩论异常激烈,1976年4月艾?#20303;?#24800;廷提出采取“日本方式”使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主张后,立?#19995;?#21040;一些人的攻击,称“只会给山姆大叔带来更多的麻?#22330;薄?#21516;年7月,?#37117;?#24030;大学学报?#36820;?#36733;托马斯·汤普森的文章,提出美国应在台湾问题采取一种“含糊其词政策”的观点。美国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也极力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为政府出?#34987;?#31574;,经常同拟订政府政策的人员进行磋商,他们仔细地研究两个具体问题,?#30784;把?#25214;一个?#23578;?#30340;方案以便在将来给中国以某种承认之后使本国对台湾或者承担义务与之协调起来”。可见,中美建交前后美国中国学研究很大程度上同政府政策密切相连,?#20174;?#25112;后美国汉学研究转型的基本特征,汉学研究与美国?#36136;?#25919;治和国家利益有密切的联?#25285;?#36825;是美国汉学区别于欧洲汉学的一个标志。

      四、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1979——今日)

      1972年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中美关系跨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尤其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美国中国学也进入了一个发展、变化和重建的时期。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资深研究员华尔德(Andrew G.Walder)认为,重建美国当代中国研究“起自1979年。……中国不再被视为一个边缘的神秘话题,它已经移上了中心舞台”。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学的变化主要表现在5个方面,即研究条件的变化、研究队伍的变化、研究内容的变化、学科地位的变化和组织形式的变化。

      1.研究条件的变化

      (1)研究资料的获取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前,中国学家能够看到的只是极少数的中国官方报纸、公开出版物和通过秘密途径找到的政府文件,对他们来?#25285;?#21363;使中国大陆的地方报纸也是稀罕之物。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家们逐渐发现自己面对的是浩如烟海的中国报刊、图书和大量的公开或内部文件,而他们的任?#35048;?#26159;如何对这些资料进行筛选、?#27835;?#21644;研究。据美国东亚图书馆理事会(CEAL)统计,到2003年6月30日,美国50个主要的亚洲研究机构共有中文藏书7922378册,占全部东亚图书馆藏(14388389册)的55.06%;2002年6月30日~2003年6月30日新增中文图书341438册,占全部新增东亚图书(533163册)的64.04%。从馆藏内容来看,除图书和期刊以外,还?#34892;?#22810;其他形式的资料。据2003年6月30日的统计,美国的东亚图书馆共有中文缩微资料326184种、图表资料13902种、音频资料1369种、电影/录像资料3239种、DVD资料1387种、计算机文本资料372种、光盘2876种。

      随着信息?#38469;?#30340;发展,数字图书馆在美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中国学研究也从这场深刻的?#38469;?#38761;命中受益匪?#22330;?#20363;如,早在1996年以前,美国学者、中文图书馆员和台湾“中央研究院”等机构就共同创建了中国25个朝代历史全文数据库。2000年,西蒙斯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学、台湾大学等高等院校设立“建设中国学全球数字图书馆合作研究课题?#20445;?#21442;与各方汇集其珍贵馆藏,构成中国学全球数字图书馆的核心馆藏,以方便各国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学者使用。2003年,美籍华人图书馆员协会2000~2001年出版委员会发起建立“北美欧洲中文馆藏数据库(NAECCO),以帮助用户获得有关北美和欧洲高校中的中国学研究计划和中文馆藏的信息。图书馆数字化无疑对中国学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2)实地学习和研究的机会。改革开放以前,美国中国学家中间几乎没有人到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于是对台湾和香港移民的访?#22919;统?#20026;他们“实地”研究的重要内容。虽然在70年代初尼克松访华后,一些美国教育界人士和学生曾?#34892;?#21040;中国旅行,但均如走马观花、蜻蜓点水。中国学家普遍强烈地感到与自己的研究对象的脱离。

      1979年秋,由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CLS)组成的对华学术交流委员会开?#23490;?#36865;学生到中国大陆学习语言,不久又向社会科学的大学和学?#21495;?#36865;研究人员。众多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师生改变了以前“去台湾学语言,去香港做博士论文”的?#19979;罰?#30452;接到中国大陆开展实地调查,并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随着中美教育交流的开展,来华的美国留学生逐年增加。从1979年到1983年,共有3500多名美国学生和学者来华学习或从事研究。1996年年底,在华美国留学生人数为826人;1999年达到2573人,人数在各国在华留学生中居第三位;2001年在华的美国留学生超过5万人,其增加速度已经超过了其他国家,占全体在华留学生的33%。目前每年大约有3000名美国学生到中国留学。④受中美学术交流影响最大的领域是中国学。中国学家更多地接触到了中国的文献资料,更深入地了解了中国社会,大大提高了汉语水平,同时也促进了汉语教学在美国的发展,来华学生的学历也有所提高。这里仅以富布赖特基金会资助美国学生到中国留学的奖学金计划为例:从20022005年,无论是富布赖特基金会收到的申请到中国(包括台湾和香港地区)留学的学生人数,还是获得奖学金的实际人数都有所增加;此外,在准备到中国大陆留学的美国学生中,攻读博士学位的人数也在增加。这也从一个侧面?#20174;?#20102;当前美国中国学研究队伍素质的提高。

      富布赖特基金会为美国学生到中国留学提供奖学金的情况(2002~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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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合作研究的开展。1979年以后,中美?#25351;?#20102;中断多年的教育和科学交流。从美国的私人机构到联邦政府,都迅速对此作出热情的反应,并设立了多种交流计划。中美教育和学术交流的发展?#23545;?#36229;乎当时人们的想象,并成为美国对外学术关系中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部分。美国中国学家与中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开展合作研究的机会也从无到有,大大增加。在中美建交后的前10年内,到美国学习访问的中国学生和学者约有3万人,超过了从1860年到1950年赴美人数的总和。据中国教育部统计,1978年,美国只有50名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而从1978年到2002年,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总数超过了38万人,美国已成为中国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仅2001年一年,就有大约7.8万人在美国留学,其中多数攻?#20102;?#22763;或博士学位。这些中国学生和学者遍布美国各地众多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的出现为美国人了解当代中国,为美国中国学家研究中国提供了便利。中美两国的研究机构之间也?#21483;?#24314;立了合作关系和交流计划。自1979年以来,由美国国家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和美国对华学术交流委员会共同支持中国研究,并与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教育委员会等部门建立合作关?#25285;?#20419;进中美学术界的合作与交流。它们实施派送美国研究生和博士后到中国从事长期研究的计划、中美高级学者短期交换计划、双边会议计划和在某些领域的合作研究计划。这些计划得到美国政府机构、基金会和企业的支持。到90年代初,一批从国外学成归来的中国学者为合作研究进一步拓宽了道路,其中包括中美学者共同规划和管理样本调查或实地研究计划,共同?#27835;?#21644;发表最后的研究数据资料。合作研究课题的?#27573;?#24191;?#28023;?#24418;式多样。90年代以后,这种交流更?#24736;?#32321;和普遍,研究条件不断改善,合作研究不断增加,一些以前不可能进行的社会科学方面的课题?#37096;际?#26045;。

      2.研究队伍的变化  进入20世纪以后,美国中国学家的构成发生了以下几个变化:

      (1)以传教士身份出现的中国学家逐渐绝迹,传教士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已经成为历史。20世纪下半叶,虽然仍有一些与中国有关的宗教组织存在,但其主要目的是传教和慈善事?#25285;?#32780;不是?#32454;?#24847;义上的中国学研究。

      (2)女性中国学家在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中的地位大幅度提高,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随着世界对女性问题的重视程度增强,中国学家对女性问题的关注有所增加,女性研究在美国中国学研究中已经争取到一席之地。

      (3)中国学家的汉语水?#36739;?#33879;提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中学和大学内学习汉语的学生人数逐渐增加。据《现代语言学学会报告?#36820;?#26597;,在美国高等教育机构中,汉语在最普遍讲授的语言中已经从排名第八上升到排名第六。20世纪80年代以后攻读中国学的博士生已普遍能够使用汉语进行研究,并对中国的社会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这无疑为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4)具有中国背景的美国中国学家增多。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研究生和学者进入美国中国学家的队伍,并因其对于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熟悉和了解而对中国学研究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21592;?#25910;入《北美汉学家辞典》的509名美国中国学家的初步调查统计表明,其中有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43人,8.5%。进一步的?#27835;?#34920;明,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随着学术职称的升高而比例下降。这一方面说明这些学者在美国学术界中尚立足?#27425;齲?#21516;时也说明这支相对年轻而庞大的队伍对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影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加强。)

      在美国中国学家的队伍中,还活跃着众多早期在美国定居的华裔学者以及来自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学者。总体来看,他们到美国的时间早于大陆学者,其中不乏优秀的资深学者,一些人还担任了系、研究所或专业学会的领导职务。他们的国学基础比较扎?#25285;?#30740;究?#27573;?#24191;?#28023;?#20854;中一些学者在中国学方面颇有造诣,对美国中国学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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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研究内容的变化  国外中国学是一个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一个多世纪以来,众多的美国中国学家以其各自不同的学科背?#22467;?#23545;各自?#34892;?#36259;的问题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学逐渐呈现出三个重要特点,即研究的学科?#27573;?#25193;大,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并重,并出?#33267;?#36328;学科的研究;研究的时间跨度加大,对古代、近代与对现当代的研究并重;研究的问题深化细化,几乎涉及现当代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改革中的中国为中国学家们提供了一片尽显才能的广阔天地。美国智?#19968;?#26500;兰德公司和美国学术团体亚洲研究协会(AAS)是两个代表着不同的研究出发点和侧重点的机构。前者成立于1946年,是美国第一个被称为“思想库”的机构,其使命是通过研究和?#27835;?#20026;美国政府决策服务。后者成立于1941年,是一个非政治、非营利,向所有对亚洲?#34892;?#36259;的人开放的学术团体,旨在促进学者间的接触和信息交流。本文拟以这两个不同性质的研究机构的成果为样本,具体说明近年来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内容。

      兰德公司下设的亚太政策中?#27169;═he RANDCenterforAsia Pacific Policy,CAPP)是研究美国和亚洲的关系以及亚洲面临的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的机构,其研究重点是国?#20351;?#31995;、国际政治经济和人力?#26102;?#38382;题。在该中心近期的9个研究重点中,有3个与中国有关,由此可见它对于中国研究的重视。①对兰德公司的出版物进行内容?#27835;?#30340;结果表明,兰德公司对中国的研究以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方面为主,绝大部分是对中国重大时政问题的研究,这与它作为美国政府智囊团的性质是一致的。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于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占据着重要地位,其中尤以中苏关系研究为主,体?#33267;?#20919;战时期美国对于中苏关系的密切关注。80年代以后,有关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研究升至首位,对中国军事力量的研究的比例也比1980年以前有明显增加,?#20174;?#20986;改革后的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和军事大国的崛起及其国际地位的提高和美国对中国的新的关注热点。

    兰德公司中国研究出版物内容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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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兰德公司对中国的研究主要?#20174;?#20102;美国官方关心的问题,那么,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历?#25991;?#20250;上发表的论文则更多地?#20174;?#20102;学术界广大中国学家关注的问题。在1995年到2004年的历届年会上,共发表有关中国研究的论文2282篇,其中80%是由美国中国学家提交的。这些论文在研究的时期、学科和问题的覆盖面上都?#23545;?#36229;过了兰德公司。对这些论文的主题进行调查的结果表明,从研究的时期来看,它们覆盖了从古至今的各个历史时期;从研究的学?#35780;?#30475;,它们涉及到历史学、哲学、伦理学、美学、文学、艺术学、考古学、语言学、教育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法学、宗教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新闻学、传播学、图书馆学、信息学、文献学、建筑学、医学、植物学等众多学科;从研究的问题来看,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到局部,从历史回顾到未来预测,古往今来中国的方方面面——大到中国的大政方针或国际角色,小到乡镇企业或下岗女工——均有学者进行研究。可以?#25285;?#20316;为一个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25386;?#24182;在世界上发挥着日趋重要的作用的东方大国,中国的一切都在强烈地吸引着美国的中国学家。

      近年来美国中国学刊物也有所增加。1993年出版的《美国中国学手册?#26041;?#32461;了225种刊载研究中国问题的文章的期刊,其中冠以“中国”字样的刊物有52种。2004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26007;中?#19996;亚研究中心网站公布了一批中国学学术刊物的名单,在名称中?#23567;?#20013;国”二字的美国刊物25种,其中17种是《美国中国学手册》中没有出现过的刊物。新增刊物中,史学类、文学类和语言学类刊物占47%,而有关中国的综合类刊物和政治学、经济学类刊物占53%。这也从一个侧面?#20174;?#20102;今天的美国中国学注重社会科学学科研究和跨学科综合研究的倾向

      4.学科地位的变化。与美国区域研究的情况一样,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与专业学科的紧张关?#25285;?#20854;中尤以与经济学的关系为甚。中国学家通常很少了解或关心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情况。他们很少阅读学科的刊物,而且绝少在上面发表论文。即使他们知道自己所属学科中的理论和研究焦点,也对它们?#34892;?#36259;,但通常也不知道如何将自己的研究与它们联系起来。美国各主流学科认为,中国学家所从事的根本不是什?#32431;?#23398;科研究,而是非学科研究。这种状况使中国学在美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中长期处于边际地位。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学经历了发展、转型和知识上的重新定向,在中国研究和学科研究的整合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步,使得中国学与主流学科之间的长期紧张关系大大缓解,在某些方面甚至已经消失。事实上,关于当代中国的某些研究不仅已经进入主流学科,而且已经成为某些学科内部的分支领域。美国斯坦福大学的A.魏昂德教授(AndrewG.Walder)对20世纪80年代美国中国学的转型进行了细致的?#27835;觶?#35748;为已经形成了一个在20世纪70年代并不存在的新的中国学。他指出,今天的中国学家从其各自学科关注的问题出发开展的研究已经成为学科对话的一部分,他们使用的理论和?#27835;?#26041;法也得到这些学科的承认。这一方面是由于80年代以来的中国学得以用过去根本无法获得的数据资料来?#25945;?#26412;学科内部长期关注的问题,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中国学家提出了大量新的研究课题。推动美国中国学在主流学科中发展的则不仅有抓住了新的研究机会的老一辈中国学家,还有以前对中国没?#34892;?#36259;,如今却被中国研究所吸引的社会科学家。大量的这类研究是中国学家和非中国学家合作的结果,它们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研究的内容——同时帮助中国学家进入各自学科的主流。

      中国学与正统学科的结合最突出地表现在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三大学科。魏昂德指出,有关中国经济改革政策的争论将中国推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90年代初,中国经?#33804;?#24471;的巨大发展开?#23478;?#36215;人们的注意。首先,人们围绕着中国的经济改革究竟在何种程度?#20808;?#24471;成功展开了争论;其次,人们关注中国的经验与东欧的问题究竟有没有关?#25285;?#31532;三,如何解释中国许多经济部门的活跃表现。中国的经济改革提出的大量理论和实践问题成为学者们热心研究的课题,并相继有一些成果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Review)、《政治经济学?#21448;尽罰↗ournal ofPoliticalEconomy)、《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Economic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AEA经济视点?#21448;尽罰ˋEA’ s Journal ofEconomic Perspectives)、《经济学?#31350;罰≦uarterly Journal ofEconomics)、《比较经济学?#21448;尽罰↗ournal ofComparative Economics)等重要的经济学刊物以及世界银行和开发银行的出版物上发表,?#34892;?#21002;物近年来已经成为发表有关中国经济的学术论著的主要园地。

      在社会学领域,中国学研究与主流学科的结合,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在两份主要的社会学刊物中(《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Review)和《美国社会学?#21448;尽罰ˋmerican Journal ofSociology)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国研究的文章;另一方面,在中国学研究的重要刊物《中国?#31350;–hina Quarterly)中?#37096;?#22987;发表社会学家的研究成果。中国学家们的研究成果还发表在《管理科学?#31350;罰ˋ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和《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Change)等刊物上。事实上,在1988年以前,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学术成果在主要的社会学刊物中是没有立足之地的,但在1992年以后这类成果却已经是屡见不鲜了。

      在一些长期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学科中(如历史学),近年来的中国学研究也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朱政惠教授在其“裴宜理教授的中国学研究——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访谈记”一文中引用美国华人学者黄宗智的观点?#25285;?#40644;宗智教授“?#24247;?#32654;国的中国学界正出现一个崭新趋势。这就是社会科学综合研究趋势和跨学科研究趋势,以及研究对象的革新趋势。他将战后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及其学者群体的发展划为三个阶段(又为“三代说?#20445;?#31532;一代以费正清、芮玛丽(Mary Clabaugh Wright)、列文森(Joseph Richmond Levenson)为代表,重点是政治史和人物思想传记;第二代大体以?#20004;穡―wight Heald Perkins)、施坚雅(George WilliaSkinner)、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36861;?#21147;(孔复礼,Philip A.Kuhn)为代表,特点是借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史;第三代以反帝史、经济史、民众运动史、地方史为主要研究对象,主题`自统治人物转移到社会基层的广大人民’。他认为这是`影响更为深远的’`新倾向’,?#20174;?#20102;现代西方史学的一种普遍潮流(注:参见黄宗智《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现史(兼及明清史)的概况》)”。朱政惠教授还指出了第三代学者十分注意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以?#40092;断质怠?#25581;示其未来走向作为历史研究的根本目的?#36824;?#27880;当代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同时注意对中国作动态的、全方位的细致观察和?#25945;鄭?#37325;视研究方法的变革和从事跨学科、多学科研究等特点。上述情况表明,今天的美国中国学正在逐渐脱离原来孤立的区域研究,而逐渐融入学科研究的领域。事实上,中国学研究已经成为区域研究与学科研究的结合体,成为一个新的快速增长的社会科学综合学科和跨学科研究领域。活跃在这一领域中的不仅有老一辈的汉学家和年轻一代的中国学家,也有一大批来自不同学科的、对中国问题情有?#20048;?#30340;专家学者。他?#21069;?#21407;来所从事的学科视为自己的学术故乡,并通过研究中国为各自学科的发展作出?#27605;住?#19981;同的学科背景为他们观察和研究中国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共同促进了中国学领域的?#27604;佟?#20013;国学学科地位的提高使得中国学家有了更多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今天,到政府部门工作仍然是中国学家的一种就业选择。除在政府机关、学术机构和教育机构就业外,他们还可在日益发展的中美经济贸?#20303;?#25991;化艺术、科学?#38469;?#31561;众多领域内找到自己?#34892;?#36259;的职业。加利福尼亚州立。

      5.组织形式的变化

      (1)机构形式的变化20世纪以来美国中国学在组织形式上的最大变化是大批灵活的研究中心、研究所和研究计划的出现。这种趋势在近几十年内一直?#20013;?#30528;,并有所发展。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通常被纳入?#25226;?#27954;研究”或“东亚研究”的范畴,直接以“中国学研究”命名的研究机构很少。中国学研究主要在以下几类机构中进行:一是官方设立的研究机构(如美国中央情报局等部门);二是非营利的民办研究机构(如布鲁金斯学会等);三是大学中的系和研究机构;四是公司企业中的研究部门。值得注意的是,如今的区域研究(包括中国学)在美国的大学中不再单纯以系的形式(如“东方语言文学系”或?#25226;?#27954;研究系”等)出现,而越来越多地采取了“研究所”、“研究中心”或“研究计划”的形式。在我们目前收集的251个设在大学内的与中国学研究有关的机构中,研究中心、研究所和研究计划占一半以上。它们通常不提供奖学金,不过,通过组织或支持多学科的系列讲座、研究课题、研讨会、培训班、出版、馆藏计划等多种多样的活动,吸引了来自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和专业院校的师生,并常常会成为新老学者交流知?#19969;?#24320;展研究的中?#27169;?#26082;?#20174;?#20102;研究的新发展,也体?#33267;?#24403;代美国中国学多学科、跨学科的性质。例如目前仅哈佛大学就有10余个与中国研究有关的机构。

      (2)机构的经费来源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得到美国政府部门、大学、学术团体、基金会或企业的支持。如美国教育部每年都拨款支持高等院校中的“国际教育?#20445;?#21253;括外语教学计划、区域研究和国际研究项目)。2004年的资助金额为28714534美元。③大学是组织和资助中国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如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24052;?#23433;博士后奖学金”、哈佛燕京学社与北京大学和夏威夷大学联合设立的“中国学高级研究年度奖学金”、奥尔巴尼大学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和地区比较研究中心的“中国城市研究奖学金”、斯坦福大学的“中国学博士后奖学金”、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26007;中?#20013;国研究中心的“研究生补助金和奖学金”等都为美国学生和学者从事中国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经费支持。

      中国学研究还得到学术团体的资助。如2003~2004年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为拥有博士或同等学历的美国公民设立到中国进行研究的计划,并提供最高为3万美元的奖学金。⑤基金会仍然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重要资助来源之一。福特基金会、亨利·卢斯基金会、富布赖特基金会、亚洲基金会等都长期资助中国学研究。如1988~1998年间,亨利·卢斯基金会的“美中合作研究计划”曾资助中美学者合作完成了49个研究项目,内容涉及考古学、文学、语言学、艺术史、法律史、社会和政治文化和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还得到其他国?#39318;?#32455;的支持(如世界银行)。不少中国学研究机构利用国际机构的资助,独立或与其他机构共同承担研究项目,进行自身的资料建设,或是与国际机构共同主办国际研讨会等,推进了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同行之间的交流。

    (陈友冰摘录。资料来源?#20309;?#24605;齐《美国汉学研究的现况》,台北·天主教辅仁大学外语学院“华裔学志汉学研究中心”2006·7?#24509;?#26195;劲《中国学研究在美国》《中外管理导报》1998·2·10;黄育馥《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学的几点变化》《国外社会科学》二00四年第五期;陶文?#21462;斗?#27491;清与美国的中国学》《历史研究》1999·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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